不言之教
老子比较信奉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大概是指要靠行为、行动去实际地教育、感化和影响人。
先秦时，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举国上下也就都跟着穿紫色的衣服，一时间把紫色衣料的价格炒得很高。齐桓公发现之后，听从管仲的建议，装出厌恶紫色的样子。三天之后，境内再也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
无独有偶。邹国的国君喜欢佩长帽带（即长缨），左右都跟着学，长缨一时很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以上均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以上两则故事中，公好紫衣、公恶紫衣，君服长缨、君断长缨，都是以身为令。所以，韩非子说，“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这些现象，无一不是在提示，作为有一定职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
孔子则将其上升为理论，他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水是无形的，而用来盛水的盂是有形的。作为领导人，要盛得住水，要对水的形态加以规矩。如果为政者方正，属下自然方正；如果首长圆通、圆滑，就不能要求属下方正。所以，治民之要在于律己、正己、修身。
三石・九石
先秦的许多典籍，都告诫人们，不要堵塞言路，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被阿谀之徒所蒙蔽。
有这样一段故事。齐宣王喜欢弯弓射箭，愿意听人们夸自己能用强弓，他所常用的弓不过三石，时不时的在人前拉一拉。身边的人也常常表现出好奇的样子，试着也拉一拉，但往往只把弓拉到一半就中止，装出拉不动的样子，还都把不过三石重的弓说成不止九石，不是君王，谁能用这样重的弓？（见《吕氏春秋・雍塞》）
吕不韦在讲了这段故事后评价道：“宣王之弓，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出处同上）。齐宣王所用的弓，实际上只不过三石，被人奉承之后，索性就终生自认为是九石，怎么能不令人万分遗憾！世上的忠直之士往往没有阿谀之徒多，这是规律。
一石，合120斤。三石和九石，相差悬殊，一般很难搞错。再说，宣王自己用的弓有多重，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问题在于，阿谀之徒可以通过“忽悠”，把人的头脑搞昏，使一些本来聪明的人失去起码的判断力，进而使自己靠近“首长”，拉近感情，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论人
古人安邦治国，都非常注重对人才的考察、衡量、研究。《吕氏春秋・论人》，曾专门研究如何考察人才。究竟怎样才能对一个人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呢？
韩愈《送石处士序》（也作《送石洪序》）中说：“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车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韩愈本意是在肯定石洪的才华。如果断章取义，则可以看作是在讲要事后论人。
事后论人，强调在到达东海之后再来评价黄河，在把车驾轻、路走熟之后再来相马，强调要对人才进行烛照、数计、龟卜。事后论人，本质上是通过工作实践、工作实绩来考察评价人才，要注重实际观察和量化比较。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才的事先与事后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而考察一个人也往往不是从零开始的。跟踪考察、量才授官、论功行赏，既可靠，又公平，但往往难于做到。所以重要的是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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