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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小说)

2008-08-3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赤涛 我有话说
郝队爱看报纸。本来嘛,当了火车邮件押运员的队长,了解国内外大事,到了开会的时候给邮件押运员讲讲当前的形势,特别是结合目前邮政所处的形势,说起来也不至于枯燥无味,还能引经据典,应该的嘛。

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郝队看报纸不仅关注国内外大事,而且对报纸中的广告情有独钟,尤其是整版刊载的手机广告,郝队能看

上半天,对于夹杂在其他广告中的“豆腐块”手机广告,郝队更是不轻易放弃,非得找着并仔细阅读不可。

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郝队当上领导了,是不是该换一部功能强大的手机了,毕竟手机除了使用功能以外,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有人看郝队对手机广告这样热衷,搭讪道:“郝队,‘巧克力’不错,你还不买?”“什么‘巧克力’?我买什么?”这时,郝队也许会从报纸手机广告堆儿中探出头,答道。“就是那种‘巧克力’手机,外观不错,价格也适中。”“噢,是吗?我不买手机。”“那你……”“你就别问了。”搭讪的人碰了一鼻子灰,自知没趣,也就不问了。但是,大家都想:郝队当上了领导,不想换部新手机,他那么关注手机广告干吗?

后来,大家又发现,郝队看手机广告,原来只对降价手机或者廉价手机感兴趣,有时,嘴里还唠叨:“又降价了,才1000元就能买一部手机。”“怎么又降价了,才800元就能买一部手机。”每次唠叨时,他的嘴里总是伴随着“啧啧”的惋惜声。大家想:不会吧,郝队好歹也是个队长,手下也有30来条枪,不会只买那种廉价货吧?过了一阵子,郝队仍然不停地唠叨:“手机又降价了,才500元就能买一部了,没想到,没想到……”终于,有一天在报纸的手机广告中,登出了四款只花99元的手机,郝队就更加诧异了:“唉,99元就能买一部手机了,没想到,没想到。”这时,有人打趣地说:“郝队,买一部吧,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儿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买,不买。”郝队摆摆手。不买手机,你看手机广告那么专注干吗?都到了冰点价格了,你还不出手,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有人对郝队说了这个意思,但是后面那句可没敢说。郝队,大小也是个领导嘛。他乐意看手机广告就让他看吧,那是他的自由,大家就别问了,唉,随他去吧。

郝队爱看手机广告,特别是关注廉价或是降价手机,就让他看去吧,再也没有人为了他的这点“怪癖”或者说是“嗜好”跟他打趣了,但是我却把大家原来的疑惑淡化成我的一个结儿,悄悄地埋在心底,哪天,非得让郝队从实招来。

大年二十九,单位聚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干两碰,不会喝酒的我却挤到了郝队的桌前。

这时,桌上已经一片狼藉,十人桌只剩下郝队一人,其他人不是不胜酒力早早离席,就是到别的桌继续干杯。

郝队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举起杯:“小鲁,来,陪哥干一杯。”说完,没等我举杯,一盅酒已经下肚。

“郝队,少喝点儿,别醉了。”

“醉?今儿可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喝酒干吗来,来走一个。”说完,又是酒盅见底儿。

“郝队,来,咱们慢慢喝。”我举起杯沾了一下杯边。

“小子,蒙我不是,你没干。别担心,这酒醉不了,你看今儿是大年二十九,星期五,明天三十,后儿可是春节了。怎么样?我没醉吧。”

“没醉,没醉,我没说你郝队醉了。”

“唉,这话我爱听。”说话间,郝队腰间的手机发出“嘟”的一声,看来是有短信了。郝队摘下手机,瞄了一下手机。

“他妈的,10个短信9个广告,还是没有短信好。”说着,郝队把手机拍在桌子上。我看见了郝队的手机,那是一种款式极其古老的手机,就是那些手机广告中的降价或廉价手机的款式都比郝队的这款手机强上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确,郝队应该换一款手机了,这手机如果扔到大街上,恐怕倒给钱都没人要,它怎么还别在郝队的腰上呢?

郝队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机,“嘿嘿”笑了几声,

“你也许不知道,这手机也算是这些新款手机的祖师爷了。”

“那故事一定不少吧。”“那当然,要不我还带着它干吗。”“讲给我听吧,郝队。”说完,我一饮而尽。

那年,我当上了视导员,就是你们所说的队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怎么说呢,说大,我手下有三十来人;说小,我的官仅大于班长。

我没把自己的官儿当回事儿,还像当押运员那样,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还是在火车上的邮仓中度过的。检查邮政设施、检查邮件交接质量以及了解押运员的思想情况,是视导员的主要工作。要说和押运员最显著的区别可能就是,邮区中心局为队里配发的一部手机由我管理使用。

手机在当时算是一种高档的奢侈品了,一般人没有几个能买得起的,因此,手机又被人们称作“大哥大”。打领带,骑着自行车,别着手机,打公用电话经常成为大街上的一景。

押运班组一出班就是四五天,远离北京,远离单位,万一有什么意外,没有通讯联系工具可不行。于是,局里为队里配发了这部手机。这手机在当年是价格不菲,好几千元不说,最主要的是手机月租费、通话费、漫游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局里明文规定:没有紧急情况不能使用手机,如果用手机打私人电话,一经查出,不仅补交电话费,还要处以50元罚款。怎么查呢,移动公司每月有对账单,单位电话有备案,除此以外皆为私人电话,因此一看便知。

那时,我别个手机,一点儿炫耀的感觉都没有,也许它不是自己的东西吧,有什么可炫耀的呢?相反,我在视导员的工作之外,似乎又多了一项工作:保管使用好手机。

那年腊月二十七,我登上了开往嘉峪关的火车。

押运班的四名押运员我都熟。小赵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大李从别的队转来的,老郑是老押运,王兵是班长。这四名押运员我比较了解,大家配合默契,工作认真,没出过差错,我挺放心。打心眼儿里说,这火车邮件押运员是一个苦差使,但就是这苦差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有力气不说,还得有点墨水,火车线的沿途地名、邮件交换站得一清二楚,倒背如流。在邮仓中,处理邮件还要认真仔细,随时调整卸下去或运上来的交接邮件,稍有马虎,漏交一袋邮件,火车就跑出去了几百里了,想补救都来不及,只能等下趟邮车了,而且邮件延误也不是闹着玩的。

进了邮仓,我挺踏实,人熟,业务规范,没什么可多说的。两天后到了嘉峪关,交接完邮件,又往北京赶。

到了腊月三十,也就是大年三十。大伙陆陆续续吃完晚饭,接着处理完最后一班交接的邮件,然后四处坐下,看着窗外。

邮仓里静得出奇。火车在铁轨上发出铿锵有力的回音,窗外斑驳的树木、房屋、路灯的影子,不断地跌进邮仓又快速地溜走。

我取下手机,看了一眼,已经是晚上11点了。

“看,那里放鞭炮和礼花了!还有那!”小赵说了一句。邮仓里没有人响应,其他人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我知道,大家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今天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是对火车邮件押运员来说,年节的味道早已经淡了。我干了二十多年押运员,只有4个春节是在北京过的,其他春节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们应该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吧?

这时,小赵看了一下表,忽然开始急躁不安起来。他摘下表,开始摆弄表上的各种按键,一个一个地尝试按键的功能,试了一遍功能以后,又戴上,双眼继续看着窗外,眼中忽然充满一种异样的感觉。

“小赵,几点了?”我问了一句。

“11点多了,再过一会儿就是新年了。”小赵没看手表就答。

小赵的话一说出口,邮仓里的空气就开始紧张起来。

大李从兜里抽出一支烟,在手中不断地弹着,烟丝不断地从白色纸卷中撒落出来。我知道,大李是不会违反在邮仓里禁止抽烟的规定的。我任由着大李玩着纸烟,直到烟卷中的烟丝全部抖落在他的手心中,他又把烟丝和空的烟卷揉在了一起,最后揣倒了兜里,然后接着默默地凝视着窗外……

老郑不知从哪儿摸出一盒火柴,推开火柴盒,把里面的火柴一古脑地倒在工作台上,然后,把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排在桌子上,把火柴顺好后,又一根接一根地把火柴往火柴盒里捡。捡一根,老郑的嘴里动一下,似乎唠叨着什么,又听不清楚……

王兵的两只手不停地揉搓着,就像有水或者有油在两只粗大的手掌中流淌,配和着手掌的运动,他的双腿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有节奏地抖动着……

我像是被他们的小动作传染了似的,心里也像有什么东西在抓挠着。

小赵“忽”地站了起来,先是看了班长一眼,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郝队,我有个急事,你能不能帮个忙?”

“什么急事?说吧。”“我……我……想借个手机打个电话。”“给谁打?”

“给……给……我爸我妈,我……我……想给他们拜个年。”

我迟疑了一下,手下意识地摸在了别在腰中的手机。小赵的这点请求,按说不算过分,况且又是在大年三十,加上小赵支支吾吾的样子,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是应该答应,还是按着规章制度严肃拒绝。

一时乱了阵脚,我愣在了那里。这时,其他三人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齐刷刷地射向我。我感到了他们目光中所包含的味道。

“郝队,你别为难!该多少钱,你就罚多少钱,只求你让我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小赵又说了一句,这句话他说得一点儿不含糊。

“郝队,我也来一个!”大李附和了一声。“郝队,算我一个!”老郑也加入进来。“郝队,还有我。”王兵的声不大,也加入进来。

“嗯……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被弄得手足无措,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在大年节,谁不想打电话,可是这制度,这规定……这该死的手机,如果没有它该多好。我一边在心里骂着,一边恨不得把手机从窗子里扔出去。去他的,大不了队长不干了,回来继续当我的押运员。

我把手机从腰里撸下来,递给小赵,“你小,你先打吧。”

小赵接过手机,拨通了电话:“妈,我在火车上呢,我给您和我爸拜个年。我挺好的,别挂念我,祝您们新年快乐!”不等对方回话,小赵连珠炮的拜年已经讲完了。挂断手机,小赵大口地喘着气。我看见小赵的眼里似乎噙着泪水。

大李拨通了电话。“淑芬,我是大李,我在火车上呢,家里还好吧,我……我……挺……想……你的。祝你新年快乐!”大李说了几句话,然后匆匆挂断手机。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哽咽的味道。

我知道老郑对手机这种新玩艺儿不在行,于是为老郑拨通了电话,然后将手机贴在了老郑的耳朵上。老郑先是看了我一眼,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手机说:“孩儿他妈,我是老郑,我在火车上呢,你还好吧,孩子也挺好的吧。你要多注意身体,打个手机就算拜年了。”

轮到王兵了。他接过手机,拨通了电话:“老婆,我是兵子,我在火车上给你打的电话,家里还好吧,孩子听话吗?你……你……受累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就算拜年了。”合上手机,王兵将手机塞给我,然后扭过头,看着窗外。

我看了一眼手中的手机,轻轻触摸了一下手机键盘,顿时,手机显示屏上发出幽蓝色的光,右上角的时间显示为23:55。也就是说,刚才四名押运员打的4个电话总共不到5分钟,那急急忙忙的几句问候,怎能弥补押运员常年在外奔波所带来的对家里的愧疚呢?

今天,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许是对的。别忘了他们不仅是押运员,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了这样一句话。于是,我拨通了家里的手机:“喂?是小成吗?我是爸爸。我在哪?我在火车上,叫妈妈来接电话。你们还好吧,我打个电话就是想你们娘俩了,就算,就算拜年了……”

他们四个押运员的目光又一次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挂断手机,将它轻轻地扔到了工作台上,扫视着他们的目光,然后,将头扭向窗外。

火车在灯火阑珊和树影斑驳中飞驰。远处,鞭炮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礼花接连腾空而起在漆黑夜空绽放美丽的花朵。

已经午夜了。那天聚餐完,我把郝队搀出了食堂。

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拿起手机,就想起郝队讲的“手机故事”。

后来,我还渐渐养成了一个怪毛病:拿起报纸,总是先找广告,先看看有没有手机方面的,如果有,我就会像郝队一样仔细地阅读一番。看报纸,先看手机广告,成了我的习惯动作。

 

赤涛1968年出生于北京,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作品多为邮政题材,表现邮政职工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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