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是金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史学家，他那沉郁顿挫的诗词，足以和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相媲美，而他在“穷到箪瓢更屡空”的窘境中执著修史，更是赢得了后世的钦敬。
元好问出生在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的一
“儒生无力荷干戈，乱后篇章感慨多。”面对山河破碎，社稷丘墟，元好问充满切肤之痛，他亲身经历了金朝迁都南京直至覆亡的这段历史，痛定思痛，他把百姓的疮痍、蒙古兵的残暴、国破家亡的悲怆，都一一写进了诗篇，描摹出一幅幅苍凉悲壮的历史画卷。清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真是一语破的。但元好问最为关心的是为后世留下一部有关金朝的史书。早在天兴元年（1232年）冬，蒙古兵大举攻金时，京城人心汹汹，一夕数惊，哀宗打算出逃以避兵锋。时任东曹掾、吏部主事的元好问便上书右丞相赛不，请求以小字书写国史一本，以马驮之，随驾而行。赛不见他对朝廷一片悃诚，便慨然允诺。但是国事已不可收拾，修史之事最终成了泡影，使好问唏嘘不已。
金朝覆亡后，元好问徙居聊城，先住佛寺，后居民舍，两年后往依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一住就是6年，49岁时才返回秀容。在此期间，他生活拮据，数米而炊，环堵萧然，仅蔽风雨。“?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别冠氏诸人》），就是好问困窘生活的写照。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暮年的元好问又得了足痿病，几处相传他已谢世，甚至有写挽联相祭者，使他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修史，“姓名三字金瓯重，事业千年片简青”（《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修史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大事。元好问认为国亡而史不可亡，当时金朝耆宿硕儒已凋丧殆尽，修史一事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元好问传》）。他说，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甚至打算这部史书修好后，让子孙后代世代相传，“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之孙。”（《遗山先生文集・＜南冠录＞引》）可见修史已经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当时还是一名藩王的忽必烈立志要大有为于天下，命张德辉延揽天下人才，垂询治国之道。张德辉荐举了20余人，学富才赡的元好问自然名列其中。这年夏天，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好问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他欣然接受，并有意要把好问罗致麾下。如果好问愿意皈依，必能与许衡、姚枢一样，成为一代重臣。但他视富贵如浮云，不愿作贰臣，毅然选择了杜门深居，在极端贫困中孜孜??，全力著书。“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学东坡移居八首》）。
按照惯例，后人修史均是在前朝实录基础上增删取舍，敷衍成篇。蒙古兵攻陷汴京时，那些赳赳武夫争相抢劫金银财帛，只有大将张柔“独入史馆，收《金实录》、秘府图书”（《元朝名臣事略・万户张忠武王》）。当时干戈未定，张柔便将金朝实录庋藏于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家中。好问期望能“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抄节每朝始终及大正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卫绍王年号）及正大（金哀宗年号）事则略补之”（《遗山先生文集・与枢判白兄书》）。尽管他已征得了张柔的同意，但还是为人所阻，未能成行，直到61岁时才了却这桩心愿。虽观看实录之事一波三折，但好问并不因此颓唐，他说“不可念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在家兴建小亭一座，命名为“野史亭”。他以多病羸弱之躯，往来四方，采摭遗逸，寻访耆旧，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居数楹”（《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冬去春来，历经近20个寒暑，好问终于编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二书。《中州集》收录了金代249人的作品，并附有作者小传，兼有评论，寓有以诗存史之意。《壬辰杂编》“书虽已无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宋史》、《辽史》、《金史》）中独称完善”（《四库全书提要》）。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元好问生前际遇坎坷，史书还未写成，便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留下千古憾事，但他执著的修史精神，却给中国史学史平添了一段佳话，并因此名垂青史。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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