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我国学术史上出现一股以注疏、辑佚、辨析和考证历代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清理传统文化运动,史称乾嘉考据学,又名乾嘉朴学、乾嘉汉学。这种治学风气在当时风靡全国,臻于极盛。梁启超曾形容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
乾嘉学派的学者虽然在治学范围和治学风格上各有差异,但在学术宗旨上都一致继承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传统,把这个口号作为自己高悬的旗帜。钱大昕表示“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王鸣盛宣称“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十七史商榷・序》);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与巡抚毕侍郎书》);阮元阐明治学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经室集・自序》。可见“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乾嘉学派的个别学者所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乾嘉学人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它来评骘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如钱大昕一方面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另一方面称赞时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文集・戴先生震传》),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元史本证・序》)。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邵学士家传》)。阮元评价钱大昕“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十驾斋养新录・序》)。这类评价在乾嘉学派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实事求是”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它不单纯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学术理念,应当属于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经学理念重在追求儒家经典的文本之真,藉以求得儒家义理之道,目的是要自觉纠正汉唐“文以载道”和宋明“义理明道”理念的偏颇和局限,倡导“训诂明道”的新理念。在这方面,戴震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在治经的过程中发现汉儒的训诂虽然有师承传授,但有时也会出现附会经文的现象,魏晋时期人们凿空附会成分更多,而宋儒解经则是凭胸臆判断,穿凿曲说,儒家经典的义蕴几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于是戴震提出“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东原集・与某书》)。他主张抛开前人对儒家经典和上古事实的臆解和附会,通过音韵训诂求得经典的真实含义,然后断以己意,阐发出新的学术见解。钱大昕和戴震一样,也强调弄懂经文的重要性:“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经籍?诂・序》),主张儒家的义理只能从训诂经文之中体现出来,而不能离开训诂凭空臆解产生。王鸣盛更是明确地指出,研究经学固然是为明道,然而求道不能空执义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乾嘉学派学者强调研治经学必须搞清经典文本之真,然后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真谛,这一学术理念的根本在于扭转宋明以来学者治经空谈义理而不求其实的学风,矫正前世出现的弊端。
乾嘉学派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学理念,目的在于自觉考证汉唐叙事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造成的历代史籍谬误,恢复历史的真相。乾嘉学者治经大多以追寻汉人解经为“是”,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然而他们在运用这一理念治史时,理性意识则更加突出。诚如梁启超所说:“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其理论内涵是界定什么是“实事”,即确定历史事实;其方法论内涵是怎样达到“求是”。在这方面,乾嘉学派史家钱大昕的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潜研堂文集・春秋论二》)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会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失真;倘若记载历史“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那就是伪造事实。上述两种情况,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屡见不鲜,后人要考察历史的真相,就必须要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勘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则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的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必须确定什么是历史中的“实事”,再进一步考证历史记载是否与之契合。乾嘉学派的史家大力进行历史考证,全面审查历代史书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总结出“实事求是”的考史理论和方法论,为中国传统史学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内容。乾嘉学派的史家本着求实征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历史,一扫义理史学家以历史事实屈从儒家名教伦理的空疏不实学风,端正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实事求是”理念奠定了历史研究中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强调历史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形成了求真考实的治史学风,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学术基础,其影响直至近现代而愈显重要。
毋庸讳言,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理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批判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倡导“实事求是”理念的人只是把考据作为阐明其学术宗旨的手段,目的在于揭示儒家学术之道,探究历史盛衰兴亡法则。渐至后来,一些考据末流学者不明其意,把考据手段当成治学目的,陷于孤立和烦琐的考证,出现为考据而考据的流弊。这虽然不是乾嘉学派学术发展的主流,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