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胡适存在方式的基本建构一是事业，二是家庭。从事业上看，胡适在“五四”中国社会转型期，是向旧文学发难，倡导文学改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又是较早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对《红楼梦》的考证，都采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较高的评价：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哲人的智慧，用最明晰的句式，表述深切的思想，不取宠于庸众，不媚俗于贵族”，呈示出“我们文化中稀有的品格”。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胡适一直坚守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不动摇，这种近于迂的固执其实却包含了对科学精神不可动摇的信仰。
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他提倡民主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掀起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引领者之一。他还身体力行进行白话诗的创作，直接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正因为他有了这些学术与文化方面的贡献，才使“他的名字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读中国的‘被现代化’史，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胡适灵魂现代性的一面，《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高度评价。
在婚姻家庭上，孙郁却有另外的看法。当年胡适从美国寄给母亲的信披露，他自述于旅美留学期间曾有一志同道合的同窗女友，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很倾心于她，在选择的两难之中，“胡适感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怎样的选择，心灵都不会安宁。”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应承了“这门由母亲包办的婚姻”，娶了根本不懂他的旧式女子江冬秀为妻。与她携手共同“创造了一种半旧半新的家”，“沿着时间隧道，一步一步走着，一点一点麻木着，以此了却一生的梦。
旧式的中国人，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劫运，只不过人们的痛有深浅而已。”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坚持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上的传统保守态度，形成胡适文化性格的两面。
胡适的存在价值显示着现代中国人生存的版本：他们一生努力开拓理想的生存方式，而自己却要肩负黑暗的闸门，注定与旧社会同归于尽。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属于现代的，个人命运却是滞留在旧时代的。他们的思想受理性束缚，情感却受旧礼教的支配，它显示的正是“五四”时期“旧式中国人”的存在状态。
孙郁认为，胡适的呐喊因为有着家国的双重苦痛，所以更有震人心魄的力量。透过个人情感来解读一时代的文化现象，更使人感到：任何现代理性，倘若缺少情感和体验作根基，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存在方式显示的正是“五四”以来现代国人的存在状态。
《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
孙郁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