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体的分类。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
1、书表体,指《难言》、《爱臣》、《存韩》等上书;
2、政论体,即传统文体所谓的“论”与“说”,包括《五蠹》、《显学》、《孤愤》、《说难》等;
3、问对体,包括《问辨》、《定法》等;
4、“难”体,包括《难》四篇与《难势》;
5、“说”体,指《说林》上、下与《内外储说》六篇,这是该书中最为独特的一类,也是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
6、解释体,指章句性质的《解老》和《喻老》,《本传》说韩非“归本于黄老”,当主要是因此类文章而言。
此外,韩非作品中的韵文与寓言也很值得注意。就韵文来说,既有《主道》、《扬权》等全篇用韵者,也有《解老》、《八奸》、《八经》等部分用韵者,它们代表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文字、句式、韵律、手法都超越他的前辈,俨然是独树一帜的韵文新体。”(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至于其寓言,既包括《说林》、《储说》等寓言专集,还包括《喻老》等其他篇章中的寓言,其总数至少在300则以上,这也标志着中国寓言的独立。
如此众多的文体出现在韩非散文中,几乎涵盖了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全部,《韩非子》也因而“在先秦散文体裁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谭家健语,同上)。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文体的多样性,又可以将其作为战国末期文体分类的总结。而且,它对后来的文体分类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体、用”关系与文体的创新。
中国古代文体学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对“体、用”关系的认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体的产生与其实用性是紧密相关的,“体”源于“用”,用途的差异导致了体裁的不同。韩非散文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体”与“用”的辨证思想。
韩非散文中,书表体之用于上书,论说体之用于说理等,是对已有文体形式及其功用的沿袭,具有“以用别体”、“以体论文”的文体学意义;而“难”体、“说”体、解释体等特殊文体的出现,则是韩非根据实际需要而创造出的新的文章形式。例如《难》篇本是为了辩诘、磨炼思想而成;《说林》是对寓言故事等原始材料的汇编;《储说》则将这些寓言故事系统编排,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解老》、《喻老》借《老子》来申述己意,在解经的形式下,“解”文从依附于经文的形式下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中《喻老》创造性地以寓言故事来阐发《老子》的哲理,更是韩非个人的发明。尽管我们还不能说韩非已有了明确的文体创新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形式一经产生便定型化,从而成为新的体裁的上源。这种创新,既有“文章体制,与时因革”的外部因素,也有“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以及“旧体难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的文体内部因素。总之,“体”产生于“用”,同时又进一步制约着“用”,“体”与“用”的辨证关系在这些独特的文体形式中得到证明。
三、文体与语言的关系。
文体形式的差异,归根结底表现在语言形式、叙事、结构、语体风格等方面。仅以语体风格来看,《韩非子》中书表体的严肃诚恳、论说体的周密犀利、“难”体的严谨细致、“说”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富有哲理等,都反映了文体对语言有意识的选择。至于《存韩》中李斯所说的“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恰恰是他者眼中对于韩非书表体的认识。又,《难言》一文列举了劝谏人主时12种不同的言辞,从各个方面对说辞的性质与特点作了阐释,是一篇具有理论意义的纲领性文章。它所体现的正是“说辞”这类文章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前人谈到韩非散文风格时,多以“犀利峭拔”来概括,则是未能兼顾到不同文体所表现出的不同语体特征,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另一方面,语言也制约着文体的选择。韩非借田鸠之口说明墨子“其言多不辩”的原因是“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以文害用”便是语言本身对于文体的制约。同样,《难言》中的各种语体其实也就规定着“说辞”的选择与走向。将这种思想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诗赋欲丽、奏议宜雅”等联系起来,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与“炼字”联系起来,不仅可以见出韩非对于文体与语言关系的直观认识,更可见出“我国古代的文体学当中本身便包含着语言学领域的文体学”这一传统的理论上源。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