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描述理想的农业经济时总要提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见获取肉食资源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
在距今10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史前居民完全靠狩猎
黄河下游地区的居民在距今7000多年前仍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活动则处于次要地位。到距今6000年前开始主要通过饲养家猪来获取肉食资源，并且在以后的整个史前时期一直保持这一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下游地区饲养家猪的活动在获取肉食资源的全部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为50％―60％左右，始终未能像黄河中上游地区那样达到绝对多数。
但可以看出，在距今6000年以来的史前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主要通过饲养家猪解决肉食问题，当然相比之下，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依赖饲养家猪的程度上要偏低一些。
长江中上游地区自距今10000年开始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也同样是完全依靠狩猎和捕鱼捞贝。到距今7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家猪，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时期结束之际，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包括大量的鱼骨，可见注重捕鱼是这个地区史前时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距今约5500―5100年的大溪遗址发现墓葬69座，其中很多都随葬有鱼。如153号墓的女性死者的双臂下各放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与该地区注重捕鱼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在中国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除了鱼骨之外，野生动物的种类也很多，其中尤以鹿科动物的数量最多。可见当时的狩猎活动也比较兴盛，狩猎对象则主要以鹿科动物为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饲养家猪在该地区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仅仅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史前时期人类遗址里，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鱼骨，证明捕鱼在这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该地区自距今8200年前就开始出现家猪，但是从距今82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各个遗址里出土的家猪数量始终很少，而以鹿科动物为主的野生动物一直占据优势。但是在距今5000年至距今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多数，显示出家猪饲养在这个时期成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不过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遗址又回复到原来那种渔猎为主来获取肉食资源的状态。如果把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的现象作为特例对待，那么长江下游地区在史前时期大致都保持着以渔猎活动为主获取肉食资源的习惯。
可以看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主要通过渔猎活动来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的比例很小这两点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是长江中上游一些地区的史前居民经常捕捞体型较大的鱼，这在下游地区则是少见的。而长江下游地区在特定时间段里饲养家猪的比例突然增加的现象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进行比较，可以确定黄河流域的居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通过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这一特点与长江流域的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目前已经取得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来看，这种两大流域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明显差异，至少延续到先秦时期。先秦文献《周礼・职方氏》把天下分为九州，在讲述各州的物产时提到，“东南曰扬州，……其畜易鸟兽，其谷易稻。正南曰荆州，……其畜易鸟兽，其谷易稻。河南曰豫州，……其畜易六扰，其谷易五种。正东曰青州，……其畜易鸡狗，其谷易稻麦。河东曰兖州，……其畜易六扰，其谷易四种。正西曰雍州，……其畜易牛马，其谷易黍稷。东北曰幽州，……其畜易四扰，其谷易三种。河内曰冀州，……其畜易牛羊，其谷易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易五扰，其谷易五种”。这段文献里提到的“六扰”是指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种家养动物。我们看到各个州都有与农业活动相关的记载，而就获取肉食资源而言，位于黄河流域乃至更北的各州主要依赖家畜，多的有六种，最少的也有两种；唯独位于长江流域的扬州和荆州则仅有鸟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对史前时期各个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反映古代经济形态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史前时期开始，包括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呈现出不同的状况，这种相隔不远的流域与流域之间在获取食物资源方式上的差异，构成了中国史前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差异，也显示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要强于南方的史实。长江流域的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长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其农业作物也是单一的稻谷种植，这种简单的经济形态不需要复杂的管理，很可能对该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起到滞后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流域在经济上的差异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才开始出现真正的改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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