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生活的巨变

2008-09-3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我有话说

我作为高校的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师,无论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还是学术生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与以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从经济生活来看。我于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5年任讲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才提为副教授,相隔25年

。与此相对应,在工资待遇上,1956年以后,有23年没有动过。我家庭负担重,生活可称得上拮据。直到改革开放初,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普遍较低,存在“体脑倒挂”现象,社会上有“穷得像个教授”的讥讽说法。那时,有的高校教师出差乘火车时,特意在胸前戴上校徽,因为小偷知道教师穷、没油水。改革开放30年来,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下,“体脑倒挂”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提高。高校许多中青年教师买了轿车,住进了宽敞的楼房,人民大学的每座宿舍楼下都停满了私人小汽车。我的两个女儿在高校任教,也都有自己的汽车和住房,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于1983年评为教授和博导,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全国来看,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正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国家正着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

从政治生活来看。在“左”的年月,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受到冲击。1957年整风中,我被划了个“中右”,从此打入另册,长期下放劳动,政治上遭受冷落与歧视。那时,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还被称作“臭老九”。“文革”中我更受尽磨难。粉粹“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问题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性意见。我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新生,重新走上高校讲坛,还先后担任了系、校的许多职务,并担任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工作和全国性学术职务。在科教兴国、教育优先的方针政策下,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过去噤若寒蝉的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地位,可以在教学与研究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这自然激发了自己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从学术生活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的学术生活也有了“天高任鸟飞”的感受。我已83岁,但仍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还经常参加校内外的学术会议。我指导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已有40余人,大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改革前,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结合教学写点儿与当时政策相距较远的纯学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除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外,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关注与改革开放相关的经济问题,也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和文化产业问题。改革开放前,学术刊物少,加上从1952年从事教学工作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25年中,下放劳动、参加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走“五七道路”,占去了近13年的时间,我只在《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改革开放以来,我能够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用在教学与研究上,先后有30几所高校聘请我担任名誉教授、兼职教授,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教学与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约700多篇,还出版著作和教材(含主编、合著)40余本。1987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学术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0多项。(本报记者张雁整理)

人物小传:卫兴华,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5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