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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映员到教授

2008-10-0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有话说

我的高中时代巧遇所谓“右倾回潮”的读书空隙,全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与接受文教局抽查的数学满分,既让我在母校湖南省益阳县四中赢得声誉,也催发了我乘势飞翔的大学之梦。但让我忧心的是,我连上高中的资格都是母校

师长追加名额所致,谁会推荐我去上大学呢?

高中毕业不久,我被派出参加放映技术培训,出任乡镇电影放映员。放映员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而我的兴趣却在读书。无书可读的境遇使我深感无助,就像堆积在山溪的鹅卵石,坐等流水与时间一同冲刷。

始于1978年的神州改革开放之旅带动了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无数青年乃至壮年学子的命运,平庸浅陋如我者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幸运者之一。就在这年秋季,我离开放映员的岗位,穿着劳保皮鞋与仿制的黄色军装,走进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

说实话,由于两次高考分数偏高,我并不乐意接受师范院校与历史专业的训练。然而,“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我和年龄不一的许多同学都知道,机会不可复制,每天的自习时间几乎全在图书馆或教室度过,差别只在于读什么。我系统地阅读电影文学剧本,准备将来从事电影创作。当中国近代史课程由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主讲时,我才把学习精力转向历史专业。

那时候,无论是站在食堂打饭排队的行列,或是走在校园的路上,还是坐在周末露天操场等候电影放映的片刻,手持报纸、书本或外语单词本阅读者比比皆是。我校如此,大江南北都是如此。当我首次攀登岳麓山顶时,狂吟过一首歪诗:“云宫痛饮未名茶,笑看城中百万家。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其心迹可见一斑。我想,在人民共和国的高校史册里,应该这样写着:1978级,它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也是彼此年龄差距最大的一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勤奋成正比。

改革开放的春天不仅赐予亿万学子求学深造的机缘,也使师长们的职业热情与才智得以空前激发。后来,由林增平老师升任院长的母校被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还以地方院校的名义列入国家首批“211”重点建设工程,我都并不为奇,因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对母校最为感恩的是,她当年能把家底搬出来,让学术造诣最深的师长走上讲台,直接授课。正是基于林增平老师的指点,我从大三开始,在长沙范围内地毯式收集有关专题资料,撰写处女作,交林增平老师等把关。修改之后,除了公开发表,还收入林老师主编的论文集,还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获奖。本科毕业后,我就带着师长的嘱托,忝列高校教习,静守至今。

为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既改变了我的学业与职业,也重构了我的生活与观念。它既改变了个人,也改进了国家与社会。最近,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就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开幕式上,而且体现于它的全过程,可以设想,倘若没有三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别说举办,即便是申办,都将免谈。

近年来,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比知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时势或形势。《战国策》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孟子》亦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若从历时性的眼光来看,同样是知识,它所带来的命运既可以是幸运,也可以是厄运。知无际涯,海不扬波。改革开放给个人、社会与国家带来的福祉是丰厚的,国人获得改革开放之机缘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惟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倍加珍惜。

至于“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同处一个时代,基于个人的勤奋与创造等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每一个鲜活的人生未必就是宿命论的注脚。霍姆斯说:“生活是绘画,而不是做算术”,他所说的绘画就关乎创造,而不是简单的计算。(本报记者曹建文整理)

人物小传:郭世佑,1957年生于湖南益阳,历史学博士,原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历史学科组召集人之一,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主攻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源法流》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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