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前一天，恩师谢春明教授突然仙去了。我大学毕业已26年，两个月前刚刚和谢老师恢复联系，正期待着在京相见，敬上一杯酒，从此永远不可能了。
常言道，人生重要的就是关键之处那几步。谢春明老师就是在那最紧要的地方有力地推了我一把，改变了我人生的人――他在1977年高考中录取了我，使我从此改
30年前，我从内蒙古西部沙漠深处来到黄河边上的磴口县城，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此前我已在大漠孤烟的瀚海中屯垦了6年多，因父亲蒙受1957年之难，所以我怎么也过不去“政审”关，“工农兵大学生”自然从没有我的份儿。
“文革”结束了，重新恢复的高考极大地放宽了“政审”尺度，我顺利地参加了考试。但考完之后才知道自己已铸下大错，那就是我的考分不算拔尖，但填写的志愿却太拔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第三志愿南开大学，第四志愿河北大学，我倒是把第五条填写为“服从分配”。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档案落到了可以扔来扔去的地步。幸运的是，它被参加录取工作的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谢春明看到了。
谢老师对“文革”中的大学教育与文明教育思想背道而驰深为反感。一旦“文革”瓦釜破碎，高考金声重振，他表现得特别勇敢。他与我素不相识，一定是从我的文史考试成绩或从档案里看到了值得他重视之处，因此果断地录取到门下。
当时我毫不知情。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上，他点名将我叫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这位的数学成绩很差，文史地理成绩较好，总分超过录取线，按照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精神，让他走进大学，希望知所不足，发扬长处，待来日请大家看看他的表现。
他没有说我的“政审”关是怎么过的。但随后我了解到，他在录取张晓山同学的时候，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
张晓山者，胡风先生公子也，北京名校四中高中毕业，在父母身陷囹圄、姐弟星散四方的窘境中到内蒙古土默特旗插队9年。他终于等来了高考,倒是在志愿中填写了我校中文系一栏。但是，1978年初，胡风一案还是“铁案”，所以其他院校的老师都不敢录取张晓山，眼看就要退档。谢春明老师何尝不知胡风一案的厉害，但他在系副主任魏泽民老师的支持下，坚定地录取了张晓山。当时谢老师说了一句话：“我承担风险。”
录取之后，谢、魏老师又细心地想到，教授当代文学终归绕不开胡风一案，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谢老师做通了数学系老师的工作，将张晓山录取到数学系。然而转念一想，张希望学习的毕竟是文科，就又做了一番工作。于是，张晓山入学报到后，被领进外语系专攻英语。谢老师的录取安排成就了日后的张晓山，一年半后，他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农村经济研究生。现在，张已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可以说，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超过了父亲胡风。
我入学后不久，谢老师调任政教系总支书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调回家乡辽宁任教。我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一晃26年过去，前不久我参加筹备本校77、78级同学入学30年大聚会，意外得知了谢老师的地址，马上电话打了过去，邀请他参加活动。
电话中，可以听出谢老师很高兴，他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张晓山。最后他考虑到年事渐高，谢绝了塞上之行。但他说，他要到北京看奥运和残奥比赛，那时可以会面。
他果然来到北京看残奥比赛。9月8日下午,谢老师去了“鸟巢”,回来有点累而且兴奋，当晚觉得心区不适。他是个不愿意麻烦他人的人，就独自睡去，岂料次日早晨心脏病突发，谢老师竟无言仙去！
谢春明教授终年78岁。他是辽宁省喀左旗人，1947年就参加了革命，此后一生基本上献给了教育事业。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谢老师的儿子谢毅,还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几件事:
当年，梁一儒老师因为“右派”问题发配到巴盟劳改，“文革”结束后要求回校，但系里不敢要。谢老师说，“右派”改造好了就可以用，错还能错一辈子吗？后来梁老师终于回到中文系教书，现在已退休，在威海家中颐养天年。
当年，沈明华老师在我们学院政教系教书，他是从北大发配下来的“内控右派”，谢春明老师善用之。
还有王晓晔，1977年恢复高考时已经33岁，谁也不想要，谢老师认为对这样考试成绩优异的考生，应该给予一个最后的机会。现在的王已经是中国著名的法学专家。……我想，谢春明老师一定是含笑而去的。
□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