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十年以前,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报告一经问世,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北京和美国,差不多同时举行了规模相当大的研讨会,有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等方面的学人参
梁涛博士正是在这个当口步入学术界的。他在1998年底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博士后流动站,选定的研究课题便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1年出站时,研究报告获得评审专家高度评价。2006至2007年,他又去美国哈佛大学,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以同一题目与杜维明教授共同研究。现在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乃是他这些年反复琢磨、不断深入的成果。
郭店竹简之所以特别珍贵,在于出这批简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属于当时楚国郢都的墓葬群,根据该地区楚墓的考古学分期,可以估定其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这为我们将郭店竹简放在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
郭店简的内容,主要为儒道两家的典籍,而以儒书居多数。简的抄写自然先于墓的埋葬,至于简的内容当要更早。就儒家著作而言,应该都是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有可能读到的,撰作时间无疑早于孟子晚年写成的《孟子》七篇,是孔门七十子或七十子弟子的作品。这便给了我们空前的机遇,来考察“孔孟之间”早期儒家的思想发展。
“孔孟之间”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大时代。《汉书・艺文志》曾引刘歆的话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可知在孔子之后,儒家在演进中出现了学派分歧,如《韩非子・显学篇》所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良)氏之儒,有公孙氏之儒(据《圣贤群辅录》改),有乐正氏之儒。”这八派并不是彼此平行的,《荀子・非十二子篇》就把子思、孟子列为一系。
宋儒于此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以朱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孔子传道于曾子,子思以曾子为师,而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孔、曾、思、孟构成“道统”。宋以下学人必读的《四书》,就是这一“道统”的体现。因此,思孟学派的传承,不但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问题,更关系到宋学以至整个学术史。
郭店简的出现,使我们看到“孔孟之间”的儒学强烈的理论性、哲学性的趋向。简中《缁衣》、《五行》已可证实出自子思,其余《性自命出》等篇也与之有密切联系。这些著作的特性,又告诉我们《大学》、《中庸》同样出于这一派学者,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开辟了与近代流行观念不同的新境界。
读者在梁涛博士的这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书中,很容易看到他通过对郭店简深入辨析,结合传世文献的梳理,得出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他研究《五行》,推广到子思和告子、孟子仁义之说的异同;研究《穷达以时》,联系了孟子、荀子天人之说的实质。他提出《大戴礼记》所录《曾子》十篇包括乐正子春的作品,在仁孝关系上有违孔子、曾子的传统,诸如此类,都富于启发性。他对“慎独”作出的全新解释,更是别辟蹊径,无怪乎许多学者给予肯定。关于孟子、荀子都同子思在思想上有联系的意见,也极发人深思。
我还想提到,梁涛博士根据郭店简《唐虞之道》及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指出战国中期曾有宣扬禅让的思潮,直至燕王哙让国子之事件,孟子才起而反对。这个看法,拙见幸与相同。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当时一度风行,是社会政治形势造成的。《容成氏》等说上古无不禅让,并无史实依据,不值得深求。但从研究孟子来说,这确实是需要探讨的方面。
梁涛博士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内涵非常丰富,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全面介绍的。实际书中涉及的,还有正在陆续发表的上博简等等。我相信不久梁涛博士还会有更多、更新的研究,对学术思想史进一步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