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了一把年纪的人,肯定都会记得30年前即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所读到的一大批光彩夺目的文学作品。而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的,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该作在全国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后被所有的文学史公认为“开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做责任编辑。刘心武那时还是业余作者,却已卓显才华潜力。1977年春,我曾向他约稿,他寄来一篇,但不理想。9月份,他又寄来一篇小说,随稿附有他的一封信:“这回寄上我上月写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和我所熟悉的人物。不知这个短篇您们读后作何感想。也许仍然不好。但,我写它时,自己是颇激动的。我希望这篇小说能使读者感奋起来,实事求是地对待面前的困难和问题,扎扎实实地响应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在自己的岗位上大胆工作、做出贡献……”
我立即读了,随即被感动,许久没看到这样的小说了,它和其他作品都不一样,不是“套路”和“套话”,而是从生活中来,有一种十分清新的气象,同时题材很好,有现实意义。我自信发表没有问题,就立刻给刘心武写了一封回信,提出还不尽满意之处,同时告知作者已送复审。
孰料《班主任》在终审时,当班的副主编把它交给包括评论组在内的编辑们传阅,引发了不同意见。正方认为:塑造了张老师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反方觉得:似属暴露文学,恐怕不宜发表。那位副主编仍把握不定,于是提请主编裁决。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是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作者光未然)。10月7日,他把有关编辑召集到他家里,讲述了他对《班主任》的意见:
“这篇小说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如果处理得更尖锐,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文学促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我的意见:写矛盾尖锐好,不疼不痒不好。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篇其实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但没有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地写出来。写现象多,深入开掘不够。议论过多,要大加压缩,要把人物写得更生动些。那些话,你不写,读者也会为你补充。不要使作者为难,在现有基础上改,采取生活本身的东西说话。把麻雀解剖得准确、鲜明、生动,读者会产生广泛的联想。”
刘心武汲取张光年意见,对作品进行了细致修改。后来这篇修订稿,又经编辑部小做了两处改动。最终,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以头条位置推出了《班主任》。
当时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中央级文学刊物,发行150万份。《班主任》横空出世,引发出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社会反响,读者来信多得天天得用麻袋装,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后来在1979年举行的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人民文学》共收到读者来信100751件,评选意见表200838份。评奖活动共推荐小说1285篇,《班主任》不仅名列第一,而且票数遥遥领先,比名列第二的多出了一倍。
这种特殊情况又表明,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人们把小说看成了思想解放的先声。所以,我说“空前”,是因为在我40多年编辑生涯中,小说引发如此轰动者,仅这一次,读者们纷纷说,《班主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社会课题,传达了我们的心声。我说“绝后”,是因为我估计此后恐怕绝难再有这样的情景了,当文学复归正常轨道,即便小说仍不失其思想启蒙作用,也将不再等同于政治激情了。而在当时,新时期文学对思想解放和政治进步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可以说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大跨步前进。
(本报记者韩小蕙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崔道怡,著名文学编辑。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后一直在《人民文学》工作。先后获中国作协“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