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

浙江向称人文荟萃之地，又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历来有深厚的经史之学传统。从东汉王充、袁康，到魏晋时期的虞翻、虞喜，乃至南宋的吕祖谦、叶适、陈亮、王应麟，明代的宋濂、王守仁、刘宗周等等，都是学术名家，都可谓浙东经史学派的先驱。

“浙东学派”的名称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来的。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一文中批驳了明史馆臣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认为馆臣的批评未免刻薄。但黄宗羲所谓的“浙东学派”，指的是明初以来今绍兴、宁波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该文在评论明代学术发展脉络时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同上册，第221页）可见黄宗羲是将阳明学和蕺山学一起归入浙东学脉的。从学派意义上说，阳明学派与蕺山学派分属于两个宗旨有别的学术派别，而从学脉意义上说，阳明心学与蕺山慎独之学在浙东学术传统中是一脉相承的。黄氏还汇编过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于一编的《东浙文统》（参见拙著《黄宗羲著作汇考》，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244页），也可证明黄氏所谓“浙东学派”与今人所谓“浙东学派”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到了黄宗羲及其弟子后学，确实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有领袖、有骨干、有渊源、有传承、有宗旨、有特色。其学术领袖是黄宗羲，学术骨干是黄宗炎、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万言、李邺嗣、郑梁、陈夔献、董允?、陈?、邵廷采等。其渊源远绍南宋“浙学”，近承阳明、蕺山。其传承弟子众多，载于《南雷诗文集》者约有30多人，而下及后裔、后学如黄璋、黄炳?、郑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梓材等皆可视为梨洲学术传人（参见黄嗣艾著《南雷学案》，民国二十五年正中书局出版）。其学术宗旨即黄宗羲所提倡的“经世应务”，其学风特色即明经通史，会众合一，重视“力行”。

黄宗羲虽然从不以浙东学派的领袖自居，但其学友、弟子是一致尊奉他为学术领袖的。例如，杲堂先生李邺嗣同黄宗羲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他对黄宗羲十分崇敬，在书信中称与梨洲先生定交20余年，“凡生平出处大节，及所事学术文章，俱隐然以（梨洲）先生在望，心为仰止”（《杲堂诗文集・奉答梨洲先生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页）。黄宗羲的另一位好友万泰，则多次率其子斯年、斯大、斯同到黄竹浦拜访黄宗羲，请教学问，并常对朋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杲堂诗文集・送万季野授经会稽序》，第450页）至于寒村先生郑梁,则在聆听黄宗羲的教诲之后，仿古人“尽弃所学而学之”的遗风，将拜师之前的旧作统统烧毁，而将此后的著作称为《见黄稿》。其子郑性遵从父训，在住宅东面特筑二老阁，作为祭祀祖父郑溱、祖师黄宗羲之地，并作藏书、刻书之所。由此可见，清初的浙东地区确实形成了以黄宗羲为学术领袖的浙东学派。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之缘起与规模，从黄宗羲所撰南雷文中可以探知一二。他在《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中说：“甬上有讲经之会，君与其友陈赤衷等数十人，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立一?之平……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会为之砥砺耳。”（《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45页）而在《陈夔献墓志铭》中更加具体地写道：“丁未、戊申间，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数年之间，仅毕《诗》、《易》、《三礼》，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纬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呜呼盛矣!”（同上，第453页）这个甬上讲经会的成员，即是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主力。至于其宗旨、学风，则如全祖望所述，强调“以六经为根柢”、“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强调“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简言之，清代浙东学派的学风特色，就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

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是由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梁氏在1902年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又在1923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可见梁启超是十分推崇由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的。

但梁氏之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即把浙东学派仅仅看做一个史学流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清代学术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自梁氏以后，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例如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1932年版）、陈训慈的《清代浙东之史学》（1931年刊）、杜维运的《清代史学与史家》（1984年版）等，大多受梁氏影响，而称名“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

其实，我们从上引南雷文已经可以证明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是经史并重的。正因如此，其弟子才会在宁波创设“讲经会”，以辩论五经、阐扬经学为宗旨。黄宗羲自己的学术成就，不仅有《明儒学案》、《行朝录》一类史学著作，而且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授书随笔》、《春秋日食历》一类经学著作。他曾在多篇书函、序跋、墓志铭中对“明经通史”这一学术特色予以揭示。例如，在《冯留仙先生诗经时艺序》中明确反对士子“专读时文”而主张“根柢经史”，抨击了当时“时文充塞宇宙，经史之学折而尽入于俗学”的流弊；在《万充宗墓志铭》中批评了“科举之学”崇尚片言只语、不讲“大经大法”的弊病，而主张“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的“穷经”方法；在《万祖绳墓志铭》中自述“余于经、史、诗、文多所钞节”，在《补历代史表序》中则抨击了“崇科举而废史学”的学术偏向，并讲述了自己刻苦攻读二十一史的经历。可见黄宗羲是主张经史并重不可偏废的。而其弟子与后学虽然各有侧重，却都不曾偏废经学，而是兼治经史。如宗羲之弟黄宗炎，其经学专著《周易象辞》、《寻门余论》、《图学辨惑》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宗羲弟子万斯同，除了《明史稿》、《补历代史表》等史学名著外，还有《庙制图考》、《群书疑辨》、《讲经口授》等经学著作，而其兄万斯大则是著有《经学五书》的著名经学家。全祖望也兼治经史，其名著《经史问答》，10卷中即有7卷讲经而3卷论史。被视为“浙东史学”传人的邵晋涵，虽然一生主要从事史书编纂整理，但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却仍是经学专著《尔雅正义》20卷。这说明黄宗羲及其学派并非偏重史学而是经史并重的。正如近代学者刘师培《全祖望传》所论：“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杂治经史百家，不复执一废百。”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定位，笔者在20年前发表的《黄宗羲与清代学术》一文中就对梁氏之说提出了异议，拙文指出：“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然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做一个史学流派。”（《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20年来，我的上述看法日臻明晰，并且自信可以成立。我认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崛起于清初、延续至清末、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该学派的活动区域，以浙东的宁波、绍兴为中心而扩展于浙西，影响至全国；其主要代表人物，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黄宗炎、万斯大，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有李邺嗣、郑梁、郑性，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有黄百家、陈?、黄炳?，偏重考据的有邵晋涵、王梓材。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应当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