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3000多年前,气魄刚健的商人在洹水之畔纵横捭阖、卓然称雄。然而,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领导的那场引发朝代更迭的战争,让这里迅速沦为“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废墟。星纪之运,无时而止。时光的伟力将这里从亚热带气候迁变为暖温带气候,殷商文明也一同深埋地下,湮没无闻。
在殷墟发掘八十周年之际,记者来到河南省安阳市,探访殷商时代这处“中国古代文化最坚强的据点”(李济语),追寻这场延亘八十载春秋的文化接力。
“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
河南安阳小屯村。入夏的洹河高柳夹堤、水势滂湃,在洹河南岸的“水湾之澳”中,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平阔无垠。
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将国都迁于殷地,至纣王帝辛覆灭沦为废墟,历八代十二王二百五十余年。殷墟成为商人在这片黄土地上重重烙下的历史之印。
19世纪末,一束光芒从历史风沙层层掩埋着的殷墟中投射出来――甲骨文被偶然发现,震惊世人。起初,甲骨在古董商贩间流转,后经罗振玉等学者多方探求,将甲骨出土地点锁定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此,殷墟遗址始为天下所知。如今,董作宾用甲骨文缀合而成的诗句“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镌刻于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状景融情、意境深远,成为人们领略殷墟遗珍的先导。
1928年,傅斯年被任命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代理所长,游历欧洲受西学熏染的他一改博古学家“躺在安乐椅上”研究的作派,上任伊始便响亮地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派董作宾赴安阳实地调查。
1928年10月13日,历史屏息凝视,在董作宾带领下,殷墟开始试掘,在18天的发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铜、陶、骨、蚌等若干――一个有别于传统史学与金石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时代由此开创。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的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并于1929年春主持殷墟第二次发掘,这也是殷墟首次正式发掘。
自1928年试掘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研究院”共对殷墟进行过15次发掘;从1950年至今,新中国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社科院又相继对殷墟进行发掘,几未中断。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尹达……这些在不同历史年代主持或参与殷墟发掘的学者,走出书斋,用探铲和镐头使隐没于历史文献的“北冢殷墟”在3000年后重新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2001年王宇信诸先生赴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抄录下发掘当时潘?写给董作宾、李济和梁思永的书信:“新获龟甲之完整,诚自有甲骨文发现以来未尝有也。且为数之夥,殆无法估计。……同人日夜工作,……夜即坐守坑旁,毫无倦怠,精神上至为兴奋。生虽未能参加工作,然亦过度狂喜,竟亦两夜未眠矣。”考古队员亢奋情态跃然纸上。
八十载栉风沐雨,西方先进学术方法在殷墟考古学者的孜孜求索中焕发出光彩。殷墟发掘写下璀璨编年史:1931年,国内首次将地层学原理应用于高楼庄后冈发掘,厘清了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1934年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被发现,墓坑棋布、文物宏富,轰动学界;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保存完好，极富学术价值;2000年,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6年,殷墟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八十载砥砺前行,殷墟发掘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这八十年是殷墟考古工作在摸索、探索、总结和创造中前进的八十年。可以肯定地说,如今的中国考古特别是殷墟考古已是世界考古学的中心。”谈起殷墟考古之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感慨系之。
面对挑战的中国特色考古学
“商文明是世界几个主要早期文明之一,而殷墟文化代表了中国商文明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青灰色小楼里,站长唐际根向记者历数起殷墟的价值:通过殷墟发掘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成为信史,对20世纪初期史学界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殷墟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块范法青铜器铸造等技术手段是独有的;殷墟甲骨文是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殷墟的考古遗迹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的一些重要规则或制度,如中轴线制度及“四合院”建筑等。
而殷墟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史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领导者,成为“中国考古学摇篮”,还在于它从源头上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导向,从此,将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互补互证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由此以降,史学导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长期成为学界主流。
近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考古学传统提出了质疑。在殷墟发掘八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提出,在21世纪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需要放眼世界,“努力重建21世纪水准的中国上古史”。认为就中国上古史重建的现状来说,将考古发现比附文献记载或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已经无法胜任,并主张通过各种理论方法独立提炼考古信息、复原已逝的过去,从更深更广的背景来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经济生业、聚落形态、城址特点、人口规模、民族关系和社会结构等。
针对这种观点,“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由1928年的殷墟第一次发掘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便是与古代历史的研究密切结合的。自此,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贯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彼此关联、互相配合的密切关系。我国是历史文献特别丰富的国家,而且文化没有中断,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是十分有效的研究途径,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考古学研究上的优势所在。但是,指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不等于否认考古学的独立性。一个学科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将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才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原貌,同样,考古学的发展也需更多地吸收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是高扬特色继往开来,还是脱胎换骨融入世界考古学语境?在殷墟发掘已走过八十周年、国际学术潮流风起云涌的当下,这样的讨论对于廓清中国考古学发展迷雾显得适时而必要。
文化景观:未来的选择
殷墟发掘八十年迎来新世纪晨光初沐。虽然已经历较长发掘过程,但是迈入新世纪的古老殷墟,其价值还远未罄竭,还有许多已有成果需要深化与修正,还有许多崭新的课题破土萌发。就在几天前,唐际根在观察过去10年间殷墟考古队发掘清理的商代沟堑时无意中发现,这些呈散点分布的沟堑竟可联结起来,形成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壕沟,这一始料未及的发现将使人们对殷墟都邑布局产生新的认识,“殷墟仍在展示它的神秘和魅力，”唐际根说。
唐际根认为,那种“在遗址上最好什么都不做”的保护办法适宜于偏远地区的遗址,但未必是保护像殷墟这样的城市内或城市附近古遗址的好办法。应利用城市的古代遗址资源,大胆提倡“文化景观”建设,推出一批可供群众休闲、锻炼,同时还能领略“核心文化价值”的美景绿地。“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积极保护而非被动保护的思路,它可以赢得更多公众参与,唤醒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
他还表示,当前我国文化景观的建设中,大多数都是各自开发,分开打造,然而考古遗址的价值并非孤立存在,许多遗址的价值之间都有内在关联。不同地点的文化遗产或文化景观,可以通过“价值链”(In-terlink)或实或虚地联结起来,文化景观的利用由此出现许多新的可能,像基于“价值链”的“景观群”或“景观概念群”就是一例。比如可以设想,以河南省境内郑、洛、安、汴一线的古遗迹为资源,立足遗址的核心价值,建设一批文化景观,打造一部“实地版”中国古代史。
王宇信曾作为实习生参与过殷墟发掘,如今,他最关心的是殷墟周边百姓的生活。“殷墟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世世代代守护殷墟,对殷墟的发掘和保护做出了很多贡献。经过历史的沉淀,小屯村、侯家庄等村庄的名字已与殷墟不可分割。目前,殷墟已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应重视处理好殷墟保护、管理、利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使老百姓充分享受到申遗成果。”
自1928年迄今,殷墟发掘范围已遍及洹河两岸二十多个村庄,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甲骨等不可胜数,揭露宫殿、居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星罗棋布,产生考古简报、发掘报告和相关论著浩繁卷帙。“八十年来殷墟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关于殷墟我们还有很多方面并不清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最重要的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其引向深入。”李学勤指出,“殷墟是极为丰富的人类文明宝库,对其发掘和研究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还需要很多代人的不懈努力。”
图片说明：上图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正门。中图为复原后的甲骨窖坑。下图为解放初期殷墟考古队员的考古工具。李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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