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部大史诗，犹如跋涉在无际的沙漠，倾尽满腔热血，付出整个生命，最终所见或许只是骆驼刺的朦胧的绿。好吧，就为了那朦胧的绿！”
――因病英年早逝的学者赵国华写在他交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却未能看到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第1卷《后记》中的文字
引子
《剑桥中国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一部部内容厚重的著作，摆放在桌上，翻阅的人们享受着精神的满足。
在与会者的名单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名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于沛，著名甲骨文学者王宇信，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钱乘旦、张国刚……
在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的历史学科专家座谈会上，无论是陈列的著作或是与会者的阵容，都让人感到会议的奢华。
“出版社以出版你们的作品而感到无上光荣，是作者的高度撑起了出版社的高度。要我们有多少地，多少房子我们做不到，但在学术上占据最高位置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应该多出版学术上顶尖的作品，把你们的成果推到社会上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面对学者专家，社科社社长孟昭宇信誓旦旦。
30年间，这些话耳熟能详。这些话，带着我们的思绪疾驰向社科社出发的原点。
初创
1978年3月，春寒依然料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之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当代出版史，写进了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的历史。
开始起步的社科社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社科出版社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刚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科教、文化事业遭到‘四人帮’严重摧残，亟待拨乱反正。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以胡乔木为首的院领导毅然决定，为了把我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使科研成果有发表的园地，必须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
虽然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但社科社的亮相并不华丽，甚至有些寒酸。社科社最早的员工之一林培霞在回忆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到科研局报到。科研局的同志告诉我：“门后面的那张桌子就是你们姚黎民社长的。”我往门后看去，果然有一张已掉漆且没有抽屉的小两屉桌，上面放着暖瓶、脸盆、肥皂、抹布等杂物……
……
建社时社址：日坛路6号
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人民日报社印刷厂的大食堂，房子很大，里面灰尘满目。我们捡回来几十个原来装纸用的废旧木箱，用它搭成大小的案台，案台的四周亦用同样的木箱倒立过来作为椅子使用。这就是刚一建社的办公室。
在社科社的大事记中，则记载了第一本书《提高生产率》的发排时间：1978年7月27日。
此时，离社科社挂牌开始办公的5月22日，两个月差两天。
当年创办，当年出版刊物和书籍。8万元开办费，半年后的年终，实现利润15万元。
1979年到社科社做编辑的白烨，这样回忆那时的日子：“那个时候，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坐班制，因此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就有了两种风景：一是上下午中间休息时，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使馆区散步放松；一是在中饭之后的时间，铺开木板，就地小憩。可以说，艰苦中自有快乐，紧张中也有休闲。”
朴实的文字，再现了社科社初创时的情景。阅读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而这激情，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曾是那样的澎湃。
诞生于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逢其时。
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记录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改革开放相随相伴，风雨兼程，峥嵘岁月酬；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路同行，繁荣发展，弹指一挥间。30年间，多少社科人将青春铺洒在了社科社的来时路上。
1978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走进了一个特殊的春天：播种的同时，也收获着科研果实。以此为己任的社科社，背靠社科院，近水楼台；面向全国学术界，得天独厚，以他的出版物记录了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步伐。
“社科社甫一成立，其起点和眼界是很高的。当时的社科院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给出版社明确的任务就是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从而使社科社有了‘精神传统’与‘安身立命’之本。”现任总编辑赵剑英的话语中充满敬重之情。
翻开面前记录着社科社30年足迹的大事记，在写入其中的许多著作前，我们要加上“第一”两个字！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是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第一部中国佛教通史。
王治来著《中亚史》，是我国第一部叙述中亚地区的通史。
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鲁迅美学观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
清格尔泰等著《契丹小字研究》，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契丹文字的专著。
刘文英著《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梦”的学术专著。著名学者钱学森撰文评述，给予较高评价。
郭毅生、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专业辞典。
……
《中国考古学》
学者们在前方开拓，社科社在后边为他们收获。除了收获这样多的“第一部”外，众多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汇入了社科社的丰收里。
鸿篇巨制的《当代中国》丛书，由社科社策划立项，并出版了其中的74卷。汝信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成就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审视。原国务委员钱其琛赞誉此套书“甚好，甚有价值”。汪道涵先生也给予很高评价，并自购5套分送友人。黄宝生主持翻译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成为印度原典以外的唯一译本，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许涤新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在1982年即对我国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此外，著名学者陆宗达多年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训诂方法论》，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获国家图书奖），著名学者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获中国图书奖）等都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获中国图书奖），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获国家图书奖），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等被学界认为具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历史性长编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美籍华人沈已尧著《海外排华百年史》，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吴申元著《中国人口思想史稿》，陈乐民著《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曹贯一著《中国农业经济史》，马汝珩、马大正著《飘落异域的民族》，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罗荣渠著《美洲史论》，定宜庄、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陆学艺主编《社会学文库》，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等著作，均填补了我国此领域著述的空白，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则汇集了学者们优秀科研成果，可谓学术精品的殿堂。
今天，社科社的编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没有辜负中国学界、中国学人的信任与期待。30年间，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社科社的编辑与中国学人们共同倾注心力打造了社科社的学术出版品牌。由于他们共同的奉献与担当，社科社推出了一系列名著，在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为新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思想解放学术发展的助推器
学者雷颐的话，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尤其78级的学生，最喜欢看的就是社科社出的书，当时社科社在大学生心目中有崇高的位置。在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思想解放中，社科社发挥了助推器的重要作用。”
集纳中外各学科学术成果的各类丛书的出版，是社科社重要的出版内容。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丛书》，马洪主编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另外如《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美国译丛》，《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国际学术前沿》等译丛，引进了国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图书的出版发行，为研究者、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开放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迄今出版的考古学图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的书架上几乎都有。“我的书架上真正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历史学出版物，是从1984年购买《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开始的。该书16开600多页，当时定价是4.65元。此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005年版）更成了我的案头之书。”
读者半夏说，“印象中最深的社科社招牌品种，则是《剑桥中国史》系列。这套书着实为不止历史学者的更多读者，提供了颇具冲击力的新鲜阅读文本。这不仅仅因为它的作者阵容甚至可以奢侈到分章选择西方中国史学者中的翘楚担任一时之选，更在于叙述者的立足，是来自经受了扎实深厚的西方学术训练又浸淫中国史研究积年的特殊视角。”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当代学人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的成果，由社科社及时出版，这些带着改革开放实践体温的著作的传播，对人民群众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剑桥中国史丛书》
《中国现实经济丛书》就是社科社此类出版物的突出代表。其中的刘国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而《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1980年出版时，印数达100多万册，影响广泛。此后出版的《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5年发展趋势》，不仅在出版后的第一时间影响着中国社会，还开创了我国“皮书”出版的先河。由金鑫著《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带动社科社“问题报告”系列图书，以贴近现实，具有可读性受到瞩目。2001年初出版的《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1年卷）》（至今已出版八卷），对公共政策展开分析和评估。凌志军的《变化》，让中国人在阅读中重新审视刚刚走过的路。从聂华林等主编的《中国西部三农问题报告》，到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研究书系》，到华东师范大学编著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以及高耀洁著《一万封信――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状况实录》等等，中国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学术研究的走向，在社科社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出版作为科研下游环节的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在社科社的出版物中，有一大批重要的资料性丛书和研究丛刊。这些出版物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出社科社的特色。如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是道家和道教典籍的总汇，保存有大量的各种极有价值的资料。《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外国经济立法选编》、《近代史研究资料》、《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等等，都是各自领域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这些图书，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性资料，成为学术研究的开端，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此外，社科社对众多研究成果的集刊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刊》、《考古学集刊》及《人文论丛》（冯天瑜主编）、《中国农村研究》（徐勇主编）等，则为研究成果的展示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新人推向学术前台
社科社30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学界新人们学术成长的足音。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干校回来的王宇信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集体工作。他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书稿。“稿子在手上放了好久，不敢贸然找出版社投稿。抱着试试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新成立不久的社科出版社。”1981年，王宇信在社科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49－1979）。香港《文汇报》很快就发了短评，美国著名甲骨学家戴・维・吉德炜教授也在《哈佛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回顾与社科社的交往，王宇信说：“我步入学术界并成为一名‘老学人’是从中国社科出版社起步的！”
1986年立项，至今已累计出版150多部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把一批批的年轻学者推向学术前台。如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引领着学术风骚。文库第一批作者中张岱年先生首批培养的博士刘笑敢、陈来，任继愈先生首批培养的博士李申等，如今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在社科社大事记中我们看到，梁小民、刘文英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都在这里出版了数部著作。
与社科社共同成长的，不仅是人才，还有学科。当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徐文虎白手起家筹备保险专业教学时，社科社的编辑已经意识到出版这一学科相关著作的意义。编辑殷衷当即向徐文虎建议，先组织编写一部《中国保险辞典》。这部书出版后，被经济院校用作教学参考用书，并推动了保险从业人员和工商业管理人员对保险业务的学习研究。
与其一样，“价值美学”学科在中国还刚刚建立，社科社就同步推出了学者杜书瀛著《价值美学》。
承接学界泰斗们的托付
著名学者们将著作交给社科社出版，他们是放心的。
走进社科社策划室，与墙同高的一排书架上，陈列着规模宏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书脊上，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胡乔木、许涤新、马洪、季羡林、周扬、刘大年、金岳霖、徐梵澄、陈垣、侯外庐、范文澜、罗尔纲、宦乡、胡绳、何其芳、吕叔湘、郑振铎、郭沫若、费孝通、刘国光、贺麟、蒋一苇、沈从文、孙楷第……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大师一生的学术作品浓缩为思想与学术精华出版，社科社完成了一项抢救、积累、传承文化财富的功德无量的盛举，也为其学术文化积淀和学术品牌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著名学者费孝通把他的《中国绅士》交给社科社出版，茅盾的《脱险杂记》，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等也在这里出版。此外，蒋学模、陶大镛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研究》，金克木先生的《印度文化论集》，蔡仪的《新美学》改写本，陈翰笙20世纪40年代的著述《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季羡林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孙冶方著《关于中国社会及其革命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钱锺书早期作品《石语》，张中行的《顺生论》及《流年岁影》，丁一岚编《邓拓诗集》，廖沫沙著《瓮中杂俎》，王元化著《清园夜读》与《清园近思录》，也都交由社科社出版。杨绛、张中行等先生，更是在社科社出版了作品集。正是大师云集的作者队伍，撑起了社科社的学术高度。
让学术走向大众
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是人民大众。他们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人前行时始终未曾遗忘与忽略的。为他们提供阅读，是社科社的重要职责。“传播学术经典，关注大众阅读”，2001年，社科社旗帜上因这一理念的抒写，凸显了社科社对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担当。
从建社之初开始，中国知识界的阅读就与社科社的出版物如影相随。而社科社大众读物试验性的推出，则又引领了当时中国大众读者的阅读时尚，并且结构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1993年《海马文学丛书》的问世，是社科社关注大众阅读的一次尝试。后来当红的王朔、莫言、刘恒、池莉、叶兆言、刘毅然，和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史铁生都有作品奉献其中。就在同一年，《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推出。这绝不是又一个偶然，而是社科社关注大众阅读的又一次积极努力，独具慧眼的选文，让读者感到了具有学养的策划人、编选者、编辑们的学术情结与人文关怀。此后，社科社又相继推出了《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川端康成文集》及《余华作品集》等出版物。时尚、有亲和力的《行者悟语图文丛书》等也出现在社科社的图书目录中。
至今，许多读者对社科社1999年出版的“另类丛书”引起的阅读时尚记忆犹新。《格调》、《香烟》等图书一时成为图书市场时尚读物的代名词。
2000年，网络文学出版被社科社捷足先登。其出版的《网络文丛》，开创了网络文学的先河。《告别薇安》（安妮宝贝著）等书与作者的名字，读者至今仍没有忘记。
在社科社具有广泛读者的出版物中，《学术随笔文丛》所进行的“让学术走向大众”的努力值得特书一笔。首批就推出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思想大家胡绳的《夜读散记》，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苏星的《论外集》，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戴逸的《繁露集》，以及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落叶集》，还有著名中国思想史大家张岂之的《春鸟集》等等。任继愈、戴逸、冯其庸、丁伟志、王梦奎、陈乐民、资中筠、董乐山等丛书作者及知名学者对这一尝试均有积极评价。冯其庸先生评论说：“长期以来，板起面孔说话太多了。广大读者希望听一点真实而轻松的、亲切与谈心式的文字。现在一下子拿出九本书，可以在学术界、文化界、读书界产生很好的影响。”《知识分子图书馆》推介学术经典的创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的策划，也都意在为学术打开朝向读者大众之门。
审视社科社在关注大众阅读理念下出版的图书选题，我们掂量出了社科社大众读物中的学术含量，感觉到了社科社编辑对文化、思潮的敏感。
社科社的贡献远不仅于学术的推进与大众阅读的服务，在其所在行业的改革发展中，社科社并未因社新而放慢改革的步伐，而更未因社小而放弃责任。在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中，他一直在先行者的行列中。围绕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发行，社科社一直在探索，他们是最早尝试自办图书发行的出版社之一，也是最早建立特约经销处和出版社横向联合体的发起社之一。
出版者对学术文化的自觉守望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每一部著作，听到的每一个名字，还有因篇幅没有提及的更多的优秀出版物和他们的作者，凝铸成社科社的品牌。今天，“社科社在广大的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全国最高水平的社科类书籍的出版社。”（学者虞和平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在社科社出版自己的著作作为一种光荣。”（学者钱乘旦语）
同样身处改革开放的大潮，同样面对社会转型，同样正在成为市场的主体，社科社何以能坚持这样的学术与文化的自觉守望？
让我们沿时间前寻，回望社科社的来时路。
1979年2月5日，社科社第一任总编陈伯林在编辑会上说：“编辑工作是科研工作的继续，要下功夫出好学术著作。”
1980年4月8日，社科院院长胡乔木说，“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绝不能仅仅为着盈利。出版界有责任把那些有科学价值、但发行量不大的学术著作出版出来。”他要求社科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提供出版机会。他说：“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可以告我，进行弹劾。”
1991年年初，原社长、总编辑郑文林对作者赵国华说：我作为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一直把出版有价值的高层次学术著作作为我的追求和工作宗旨，为学术界服务并为你们分忧解难也是我们出版社责无旁贷的事。
原总编辑王俊义说，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或是后来居上的学界新秀，都是我们出版社的擎天柱石。由于他们的支撑，才使得我们出版社这座出版学术著作的神圣殿堂得以巍然矗立。
社科院副院长武寅说：社科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整个科研工作链条的最后一环，是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的出口，是一个展示的平台。
一脉相承，心有定力！
总编辑赵剑英在对记者谈到社科社发展新的目标时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一代代社科人的心血与重托，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努力将社科社建设成展示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的重要窗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中心和中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荟萃之地！
守望来自信念，经久而弥坚。
曾经朦胧的绿，已成浓浓绿荫。30年一路走来，拓荒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已装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背囊。脚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路上，依然有艰辛，但必定有收获！因为，前行的人们，秉持信念，坚定而成熟。
《摩诃摩罗多》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