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一）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保障。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接受专业训练。需要看到的是，五四运动以来出现的一批史学大家在新时期之初还硕果仅存，而新中国成立前后崛起的一批学者可谓学贯中西、文史兼长，其学术生命仍风华正茂。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对唯物史观有着真诚的信仰，时值中年，表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学术传承的环境与氛围，才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汇集了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正和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多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特别是各断代和专门史研究会的成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下，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被列入规划的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一些项目，如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生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等，具有重要价值。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进行资助，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重点投入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编纂工程都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课题。1980年恢复活动的中国史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史学会长期以来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进做出了贡献。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和各大学的历史学院（系），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完善和学术研究前进的核心力量，其中一些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基地、中心在各地逐步形成。
（三）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已经形成。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就已经开始。港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信息通过翻译、介绍等渠道被大陆学者所认识和了解。随着开放的深入，许多港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也被翻译、介绍过来。现在，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大陆学者与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点上了，地域性的差别已经大大缩小。
（四）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新时期以来，将史学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的观点及做法被纠正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遭到摈弃。科学地对待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中央对历史学界的期望，而重点尤在古代史学片。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同时，各种具体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广泛运用于探讨宏观和微观的历史问题，极大地推动并丰富了我们关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国家对人文学科的投入不断增加，各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机构得以建立，课题研究经费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研究者的经济待遇也明显提高，这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得以繁荣的重要保障。
二、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其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逐步完善，研究成果丰硕。鉴于本世纪初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新时期的研究成果做过总结，这里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做一点简单归纳。
（一）政治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独特道路受到关注并取得很大成绩。各时期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层面，如机构、职官、仕进、考课与监察、法制、文书、军事、行政管理、礼仪、外交、阶级与阶层、国体与政体、人物评价等问题的研究都有了新的推进，大都有一部或数部专著出版。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描述而是力图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整体的演变过程，并将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考查。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史是研究重点，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史也受到关注。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被学者们重视，从而开阔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军制史不再简单地被作为政治史的一个部分而是有了更深入的发展，相关断代军事史和军事通史先后出版。
（二）经济史研究。建国之初到“文革”前，经济史的研究相对比较繁荣，所谓“五朵金花”大都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有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创立，大批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都有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得到关注，但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十分明显。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性认识增强，如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封建”概念的名实之争、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等都是新时期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经济史中各专门史的研究，如区域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史以及与经济史相关的环境史、城市史等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
（三）社会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获得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其内容部分可以与过去的社会史研究接轨，但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都有新变化。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有不同看法，但这30年来取得的成就应当是公认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家庭与人口、婚姻形态、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势力、风俗信仰、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论著问世。专门性的社会史、社会通史、区域社会史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疾疫史、灾荒史、性别史、乡村史以及底层社会群体的研究受到关注。田野调查与口述史也开始了初步尝试。以“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模式近年来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影响有逐渐扩大之势。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逻辑话语，在建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进而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野以及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上，令人瞩目。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中的长时段历史、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等具体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展开。社会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刊物也都是在新时期创建的。
（四）文化史研究。文化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之初，是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新时期的文化史热潮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的，显然带有时代的特色。从1978年开始相关研究机构和刊物先后创办，目前已经形成规模。新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尽管经历了泛文化的浪潮，有“文化”的虚热成分夹杂其中，虽然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还言人人殊，但无论以实证为基础的文化史研究还是以援引新的理论方法开拓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获得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都获得全面丰收。30年来，出版了多部文化通史，展示了中华文化演变的整体面貌；各断代文化史的出版，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对各时期历史的认识。地域文化史和少数民族文化史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期文化史研究的新走向。
除上述四大领域外，中国古代史的其他许多分支学科如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三、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对外来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等等，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有了诸多更新。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和加强。诸如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道路问题、中西历史比较问题、“封建”名实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前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问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等等，史学界的认识都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新时期理论视角的转换和学术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推动着理论的发展。当然上述有些问题不限于中国古代史，但大都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关。
其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由于中国古代史的独特地位和史料优势，往往使其首先成为各种各样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试验田。例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原本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就被用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问题。同样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形成计量史学，用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量化处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些方法，如心态史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上人物的心理，并进而对该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新的解释。还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也被借鉴或援用到古代历史研究中来。日新月异的遗址发掘和出土文字材料，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空前紧密。历史研究中的一般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比较史学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比较的内容、比较的手段与方法上都比此前更为科学。实证与考据方法在新时期再次受到广泛重视，一大批运用实证和考据方法取得的成果成为新时期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回到乾嘉”口号的提出和“国学热”的兴起，实证和考据方法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破除了教条化的唯物史观仍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和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唯物史观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愈益明显，古代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更加突出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
其三，外来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结合。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学科分类还是理论方法,都深受外来史学理论的影响。如上述实证史学的方法就来自西方。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也与外来史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一是外来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开拓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如环境史、医疗史等。而在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许多领域，外来史学的影响也十分普遍。二是外来史学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所借鉴。如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三是共同研究、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初步形成。无论在基础史料考证，还是在中观、宏观问题上，中外古代史学家都有不少共同的话语。当然，外来史学研究方法亦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需要我们冷静地分析借鉴。
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发展
史学研究的阶段性划分是由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又使史学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但是，史学发展往往与该时期的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社会发展不仅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而且也为历史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无论是从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从其社会环境而言，这30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究竟如何评价意见恐怕不完全一致，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它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作为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学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史是一门积累深厚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下，当代中国史学家既秉承了本民族优秀的史学传统，又充分吸收和借鉴外来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的原创性追求上，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关系上，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需求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前景广阔。
改革开放还在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将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首先，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突破原有单一理论模式深化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积极成果，学者们既立足于新的考古发现，又借助于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有益的。但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研究还将深化。而有关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突出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唐宋变革问题也是如此。学者们既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了唐宋变革的具体内涵，也对唐宋变革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这样的思考是富有建设性的。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学者们以大的视野将汉至唐、宋至明之间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或者将相邻朝代之间的历史进行贯穿性思考，对于揭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也都将会有更多的进展。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式以及“封建”名实概念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概念规范的问题，而是与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关联的。这个问题的再次提出与争论，既说明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精神，也反映了某些新的理论动向。相关问题的争论肯定还将持续。其次，受外来史学方法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等现实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与领域还将拓宽。如婚姻家庭、宗族史、性别史，灾害史、疾疫史，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构建与职能的分析研究还将深入。对于人口史、环境史、“三农”问题的重视与关注，不仅形成了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新的学科生长点，也反映了学者们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的问题意识。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发展。再次，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断代、专门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学科生长点。甲骨文、金文还时有发现，数十万枚的简帛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整理或出版并且新发现方兴未艾，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徽州文书、墓志碑刻以及各种民间文书、域外汉籍珍本的新发现、新整理都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众多领域中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也将会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最后，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老一代的史学家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新时期历史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则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新时期的史学家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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