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相比之下,有了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政府应对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大大提高。中央此次出台十项旨在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就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坚定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但是,与1997年
十年前那次刺激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与十五大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政策相吻合,但当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是重点,依靠大量发行国债和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有了良好的效果,1997~2001年内需增长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74%、94%、89%和103%,我们也保证了1998年GDP7.8%的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目标未能很好实现,1997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71%、53.23%、30.02%;2002 年分别为12.96%、54.96%、31.93%;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不明显。外贸依存型的经济没有改变,2005年,我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51%,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70%。如果一味地如此而不加以调整的话,国家经济安全就有可能得不到保障,2007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迅速危及我国出口制造业已是明证。不仅如此,产业优化滞后还产生了一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扩大内需的长期有效的基本因素。具体来说,产业升级能够开发出新产品,刺激新需求;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刺激需求;产业升级能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并增强信心,刺激潜在需求;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刺激投资。但为何产业升级在以往的刺激内需政策中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忽略?主要是因为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关系。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扩大内需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政策;产业政策是优化经济结构促使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远政策。
我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以总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如1980年代初期的轻工业优先发展、中期的家电等现代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后期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1990年代的房地产热、电子信息新材料开发等。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量扩张来实现时,结构调整的贡献往往被忽略;结构失衡的矛盾也往往被掩盖,因而产业升级被搁置。就1998年宏观调控来说,由于当时的失业率上升,宏观调控以保8%的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为主要目标,结构调整目标让位。
重要的是,当时的体制和经济状况也制约了产业优化。一是因为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不高,产业带动力有限。二是因为国有企业比重较大。1998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约占全部企业资产总额的65%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60%左右。但国有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仅30%左右,国有工业增加值在全部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仅20%左右。中央将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任务落到国有企业头上,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其所掌握的资源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反而出现大面积的经营亏损和资产流失。
产业升级受阻,投资收益率下降,就会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它导致低效率的产业不能被淘汰,继续占用社会资源;而且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企业的竞争,使之陷入高成本、低价格、薄利润的循环,投资积极性受损。在国际竞争中,产业升级滞后就会影响到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品牌少,使许多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末端。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世界的排位已居第三,制造业产品中有130多种产品产量排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2007年平均的净利润率不到2%。产业优化升级已迫在眉睫。
经过1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环境已有很大改观。一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1997年相比,我国经济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提高,2007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1997年的7.5倍。二是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国有经济比重降低。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不足11万。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基本完成,至2006年底,国有企业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801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98%。同时,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已经占GDP的65%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70%―80%来源于民营经济。三是地方市场分割、产业同构问题有所改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兴起,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部湾等区域经济联盟出现。2008年,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升级的条件比1998年改善。所以,扩大内需不能走十年前的老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投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抓住时机使产业升级,从长远效应着眼扩大内需,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重点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从国际范围来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作用;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有促进作用;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超过70%。同时,高技术产业也是增加就业和GDP的主要动力。因此,政府应对高技术产业进行宏观规划;对高技术企业研发予以财政支持,设立创新基金,鼓励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加入研发;对企业研发给予税收减免;同时做好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的服务者。
其次,引导企业开发内需市场,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转换,向国际产业链上游迈进。如同日本1980年代以来的情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需要由外贸依存型向外需和内需并重方式转变。因此,需要提高居民收入,鼓励、引导企业开发国内市场。在实施一般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基础上,对出口企业产业链升级给予支持。
再次,制定全国产业优化政策,地方不再独立制定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优化的区域合作。我国地方政策有独立制定产业政策的职权,这与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同。在地方无序竞争无法短期内根除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可能选择相似的产业战略,造成重复建设、产业趋同,进而恶化区域竞争,加剧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因此,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产业政策,使产业转移协调进行。
最后,产业优化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产业升级需要政府引导,政府需要有系列产业配套措施,包括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支持。尤其在就业压力下,政府需要审时度势,不以牺牲产业优化为代价保增长保就业,正确处理好产业升级与就业的关系。产业优化的主导者是政府,但运行者是企业、市场,只有通过各种政策激励企业参与产业优化。政府还可以培育产业升级的产业组织引导者来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需要产业组织政策来促使结构升级。重点支持培育大型国有、民营企业,并引导它们的产业升级,以此带动社会的产业优化。
总之,产业升级能改善供给状况、缓解供需矛盾,开发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它是扩大内需、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有效途径。因此,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注重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民生的同时，要注重产业升级优化。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