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内地与台湾的“三通”，两岸同胞交流了解日增，相互间愈加关心。有一事肯定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那就是北京和台北两地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情况，特别是两院所藏珍贵文物的实际情况。因此，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天府永藏》此时面世，正当其时。
记得几年前，台湾的著名学者、作家李敖来北京参观故宫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的确带走故宫博物院不少珍贵藏品，并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台北建起了一座很像样的博物馆，以展示带过去的这批藏品为主，博物馆的名称就叫故宫博物院，这样，就形成了故宫只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却有两处的状况。在相互封闭时期，两边的情况互不了解；开放之后，来往多了，这边的人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见的是丰富珍贵的展品，那边的人来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见的是宏伟壮丽的宫殿，视觉特色造成了感觉偏差，传来传去，传成了到北京看故宫建筑，到台北看故宫藏宝。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对故宫藏品的整体整理、研究不够，尤其是宣传不够，致使一般人不明白内里的真相。另外，也的确和故宫太大，藏品太多、太丰富、太复杂有关，和故宫文物聚合、流散、回归的巨大历史变迁有关，要向社会公布得清清楚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做到做好的事。
不过，这件事一直是受到重视的，也一直在进行着。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驱逐溥仪出宫，随即组成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当晚即开始点验物品。十天后宣布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则》，按规则清点，边清点边向社会公布。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继续清点，至1926年基本完成。故宫博物院从筹建创建之时，就有非常明确的观念：作为国家的博物院，第一要事，是将所管辖的藏品，点编清册、印行社会，才算向国家向社会负责。但由于受条件、认识等限制，最初的清点自然不很严整完善。此后因社会动荡，日军侵略，故宫大批文物南迁西迁，部分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调拨、回收、征集等等，诸多因素，致使在清理公布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克服。但不管有多大困难，彻底清理清点的工作必须做，而且要做好，于是，便有了郑欣淼院长任职后主持制定的2004到2010年的7年清理清点的规划与执行。
这项工作在顺利进行着。郑院长说，他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80年来没弄清楚，也没说清楚，有些问题不只是清理清点的问题，更是关乎故宫文化整理、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他说他要写点东西，引起大家重视、探讨。没过多久，院长说，写了三万多字了，是篇大文章。又没过多久，院长说，七八万字了，还是挡不住，很兴奋的样子。再后来，见他忙着找资料，找人谈，找老先生、找专家一次又一次地审读他的文稿。眼见着院长是下大功夫了。院长说，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结果成就了25万字的《天府永藏》。
这部著作是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包括历任院长在内，80年来第一次全面盘点故宫文物，第一次详尽比较北京、台北两岸两地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由于经历了从明清两代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巨变，经历了从一个博物院到两处博物院的变迁，虽是一部盘点整理故宫文物的专著，却具有巨大的历史容量。从第一、二章关于皇宫文物数百年来的聚散流迁中，足以真切地感知其间的历史沧桑。第三、四、五章是全书的重点，分述两岸两院藏品的动态，把两院藏品分为十二个类别，清点比较各自的来龙去脉，各自的特点特色，多少有无，将同源分流、庞大繁杂的故宫文物梳理得清清楚楚，关于两个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所有疑问，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更有价值的是，本书不是一般的资料梳理，不是公布文物的清点账目，而是研究型的文化整理，是清理文物的研究，其意义远超出文物藏品清点的范围。明显的特点有三：一是客观、准确。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根根脉脉、根脉相连的文物文化谱系。二是大历史大文化的文物视野。除传统的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外，更重视发掘更具宫廷特色的宫廷类、宗教类、建筑类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宫廷类文物，就梳理出帝后玺印、卤簿仪仗、宫廷服饰、科学仪器、戏曲、医药、地毯等16类。三是体现着作者本人首倡的“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性。虽然主体是可移动文物，但始终置于与不可移动之紫禁城的关系、与宫廷历史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框架之中，即置于以“故宫学”为标志的故宫文化整理与研究的整体中。因此，《天府永藏》不仅为读者清晰地解析了故宫藏宝，更能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从所谓藏宝的视角引导人们看待最引人注目的故宫珍藏，从而真正理解“国宝”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及对于世界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