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当代性

郭运德(《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新时期文艺”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当代文艺同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在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指原来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指文艺在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结中,作家对于社会生活变迁和人民大众疾苦的倾心关注与精神关怀。其中既包括文学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也包括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参与,即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方式融入文艺创作活动中去,并成为当下文艺的一大亮色。二是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展“人学”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发掘和开拓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新时期文艺界正本清源的结果,“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放弃,“文学是人学”的概念重新提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人”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成了作家艺术家创作中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三是当代文艺审美的回归和文艺自在意识的觉醒,艺术本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张扬。康德把审美引入文艺,认定人有知、情、意三种心理结构,其情是指情感判断力,其产物就是合目的性的艺术。拨乱反正伊始,尽管当时的创作充满了政治内容,但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宣传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自足体,自觉承担起审美功能。重视文艺的审美让一度盛行的题材决定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于生活的审美认识方式成为艺术家的自觉追求。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这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钳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此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

三十年来审美意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表述: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对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即复苏期、繁荣期和1985年的转折期。这个阶段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主线。第二个时段包含了整个90年代,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这个阶段是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信息化大大改变和影响了文学生产机制的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和新的特点。三十年的文学,“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三十年来的中国理论批评,可以从“多元理论话语的学术视野”、“融合西方现代理论批评的主要成果”、“西方最激进的理论批评在中国也有回应”、“女性主义话语的兴起”、“西方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融合”、“中国本土理论的初步酝酿”等方面,来梳理其发展的脉络和主线。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来说,现在的学习和借鉴,正是融合传统资源与展开未来积极的面向的一个坚实平台,恰恰是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为建构中国的文学批评做好了准备。随着国际学术交流和融合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有可能自成一格,汉语言的表意特征,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文学提供的中国经验,这些都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未来充满无限活力。

三十年间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读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劫后复苏的文学,所面对的主要是政治的危压、禁锢与羁绊,自然而然,这一时期文学的所有举措与行动,都是围绕着政治性的问题而展开,因而政治的浪潮就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当然的主旋律。这种政治的浪潮最先表现为人们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文艺领域的祸害,对文艺思想的扭曲的清理与清算。文艺界在逐步解放被“四人帮”“打倒”的作家、文艺家,解冻被他们封禁的大量文艺作品之后,面对萧瑟冷寂的文坛现状,首要的工作是回到科学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点,用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来纠正“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对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断章取义和肆意歪曲,从一些主要的文学问题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有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有关文艺的方向与方针问题,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有关“写真实”与“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便是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的理论批判与文艺清算的具体表现。文艺从“文革”极左政治的禁锢中获得解放,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通过文艺作品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冲突,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风景。但人们在必要的矫枉过正之后,又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领域与事业,既不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也不能完全脱离与远离政治。而在更多的文学家那里,政治的考量已逐步化解为诸如旨趣、责任和使命一类的因素,内化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创作实践之中,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标签和外带的标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识与不断解决,是文学在新时期中最为主要的时代课题和至为重要的切实收获。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改革开放三十年”,首先是一个政治化的主题词,其政治意识形态内涵是非常鲜明也非常明确的。文学界普遍也在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文学界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词:“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将这两个主题词并置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观点纷呈,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勿庸置疑的,无论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做何种解释,都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更关注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呈现的。事实上,在实践层面,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往往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策略。也就是说,无论是强调文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批评作家淡薄政治意识的观点也好,还是各种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观点也好,都可以看成是某种创作实践的政治表达方式。即使是那些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表面上看,这些观点要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体现在创作中,其实是作家们试图在文学叙事中表达另一种政治情怀,他们不过是以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为这种创作实践争取到合法化的票据。因此,我们不必在意某些作家或理论家关于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极端言论,与其空对空地在理论上证明文学与政治关系构成,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创作实践中文学是如何表达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怀的。

改革开放可以看成是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转折,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运动铺平道路的,因此改革开放首先需要接续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就有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政治背景。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起到了接续思想启蒙的功能,它与新时期的政治思想主潮是谐调一致的,因此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首当其冲的目的就是为政治确立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恰好是新时期文学叙事者的政治情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层层展开,社会的不同政治诉求也在寻求合法性的认可。文学上的元叙事显然无法满足不同的政治诉求,于是就有了寻求溢出宏大叙事之外的、更恰当的小叙事的倾向,这些小叙事不仅带来文学的多样性,而且解决了不同的政治诉求。这些小叙事可以概括为“日常生活叙事”。日常生活叙事以其多样性、琐碎性、边缘性拆解了宏大叙事的整体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政治的重点由革命转为建设,并渗透到日常性的物质生活之中,文学精英便有了更多的政治选择,不再与政治精英保持一致的步履了。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事,她接续起现代文学史中以张爱玲、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日常生活叙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在其后的十多年间得到极大的发展,从新写实小说,到个人化写作,到底层文学,到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可以大致上勾勒出日常生活叙事的脉络。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中期,日常生活叙事蔚为大观,几乎形成要淹没掉宏大叙事的阵势。那其实是因为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性阶段,政治策略的转变,也带来了宏大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无疑给日常生活叙事留下一块时间的空白。宏大叙事有一个策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主旋律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结合,试图将解放政治延伸到市场化的语境中。这一策略性变化,使得宏大叙事在某些方面与日常生活叙事重叠在一起,比如都会热衷于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但显然二者的政治诉求有所不同。宏大叙事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表达的是一种英雄主题。张平、周梅森可以说是这种宏大叙事的优秀者,他们甚至是直接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小说叙事之中,他们的小说紧扣主流政治的走向,是典型的政治小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小说创作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以及二者的融合、转型为盛世景象的宏大叙事,表现出了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协调,共同维护和建设良好的政治环境,参与谋划社会发展的明确意图。

全球化与消费时代的文化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消费、消费与社会、消费与文化的研究早已存在,但是明确地提出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消费主义,则是近三十年来西方理论家对西方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究的结果,是近三十年来出现的理论形态。就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把我们当前的社会形态、文化现象都往上套。

如果单纯地从消费现象看问题,我们当今的社会与西方的消费社会确实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社会性质。我们的社会远远不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社会消费、信息这类具有中性特征的现象的交叉分析,可以找到与西方社会的一定的共同之处,不过,我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西方不同。依据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在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基础上形成创新的先进文化的精神;它是共同认可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也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凝聚力。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局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一系列的理论与应对,进行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形成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这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我国自然资源并不富裕,人口却如此众多,个人平均所得绝对是低等水平的,绝大多数人至今还处在低消费的阶段上,还有一千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何况由于当今贫富悬殊有着加深的趋势,个人收入对很大部分人来说,根本达不到统计学上的平均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所需时间还要四十来年。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根据地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消费时代、或是消费社会,并把它们作为我们探讨理论问题的社会背景。

消费文化的极端发展,制造了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又锻造了沉湎于享受的消费的人。这种把消费变为生存的中心思想和行为,自我满足,炫耀奢侈,挥霍无度,尽情享受,近百年来所以畅行无阻地得以张扬与发展,原因在于它依靠了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起作用的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正是这种文化逻辑不断使社会与人异化,使人变为平庸的人、扁形的人、渺小的人。而我们建设的不是以消费为社会主导信念的消费社会,文化生产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建设新社会、新文化,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文化逻辑,也即以科学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人为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公信与诚信,提升人的血性和良心、怜悯(悲悯情怀)与同情,渐渐形成新的人伦道德底线,遏制现今已经相当普遍的异化现象(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人性的异化)。应该在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中,在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肯定个人的自由进取精神,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聂振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后现代主义思潮、市场经济所主导的大众文化和文艺创作实践,对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美学及文化观念的冲击,具体表现在:照搬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新东西来批判我们过去美学或者是现实审美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用感性反对理性,甚至提出取消美学,取消哲学。这些都是在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将艺术作品商品化,艺术创作仅仅着眼于讲票房,这势必影响了艺术的质量。再有就是所谓艺术创作的“私人化”、“个人化”,把艺术完全当成个人的东西,当成私人的行为。用个人化来削减社会性,对社会不负责任。因此他提出重新建构哲学和美学理论,建构美学批评,进行审美教育。

对中国文艺的当代反思与梳理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20世纪的整个进程,迫切需要形成中国自己的一套说法,要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对于中国所走过的非常特殊的道路,需要我们来给自己做论证。它的合理性、它其中深入的运作机制、它的动力、它的来源、它的轨迹、它在实际经验中形成的一整套的结构,或者模式,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总结,自己来梳理。例如我们的当代美术,一直在讨论传统和现代的问题,西方人就不理解。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那儿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国,那是缠绕了我们一百多年的一个问题。还有关于中西方的关系问题,西方的学者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说中西方,为什么不能从全世界的角度、多元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知道我们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在中西方两大文化的对抗和交融的过程中走过来的。我们不谈中西方,就没法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像这样一些问题使我们深感中国人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做,中国人的理论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建构,靠西方是不行的,他们很难真正地来帮中国人说话。他们凡是说到中国的美术,说到中国的当代艺术,都把它看成是西方主流艺术的一个边缘例证,以此证明西方的“多元化”,或是西方的“包容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新的世纪中,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当中,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构架,建构我们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摆在我们所有文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詹福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从古代文学理论来说,既是发展的三十年,也是十分焦虑的三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三个很重要的讨论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这个“建构”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当代文学理论。当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试图从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找到当代文学理论的路径。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失语症”问题,认为我们当代文论“失语”了,怎么办?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从古代文学理论找到自己的语言,因此把古代文学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1世纪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古代文论的转换问题,就是将古代文论由古代的文学理论资源转化为当代的文学理论资源。资源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直接把古代文论转化成当代文论。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不是封闭的,不仅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学术问题,它始终是面向当代的,始终有一个当代性的问题。“五四”之后,我们的文学体系、我们的观念和术语基本上来自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的西方理论。在这种情境下,尤其是我们的理论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我们用古代的文学理论来讨论当代的问题面临着很大的困扰。所以在“失语”之后能不能在古代文论中找到自己可以转换过来的语言,取代我们现在来自西方的文论语言?古代文论研究能不能为当代的文学理论提供借鉴?我们能否在传统中找到建构当代理论的资源?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文学研究的分野,首先要划分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边界。批评不应当在学科建设上等同于后两个领域。当前批评界有一个问题没有理清楚,就是把这三类从业者都视为批评家,所以导致貌似“同行业”的人们互相怀疑和指责。如理论家认为从事当代批评的人不够严谨、系统,追踪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又认为理论家们的研究多属高头讲章,枯燥无味。文学史专家认为作家作品评论缺乏文学史意义,关注作家创作动态的人又觉得不能拿文学史的“律令”约束创作的活力。由于缺乏自觉的分野,很多时候,人们会用同一把标尺来衡量不同的治学领域,直接导致理论研究忽轻忽重,时深时浅;文学评论又越拉越长,刻板规整,缺少灵气;文学史编撰向当下妥协,“史”的界线越写越近,失去文学史应有的审慎和严格。因此,应当将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同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进行分野。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应当以“小文章”为主体,应当将批评家的艺术感觉、追踪热情以及对文坛现状的熟悉程度视作批评才能的一部分指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套用其他学科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其实,在当代批评界,有人以理论研究见长,有人专于文学史研究,也有人活跃在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中。将这样的一群人一律视为“同行”,因学术特性与兴趣差异而做出成就高下的评价,有时显得很不合理,也使当代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活力,成为教材写作的某种延伸,让人望而生畏,对作家创作失去引导力和启示作用,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交流,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和制约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