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中学这一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时期人的进取精神最强,可塑性也最大,学校教育如何,可以左右他一生的方向。
我的家乡衢州市在旧时代就是个“府城”,位于钱塘江上游衢江埠头,已有1800
我是1950年入学的。当时校址分两个部分,初中一二年级借用市中心的“天宁寺”上课。当时学校需要一个大礼堂,于是就把全城最高的天宁寺主殿开辟成大礼堂。在新礼堂里有幸聆听的第一个重要报告是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做的,他曾是母校的老校友,15岁即当了“红小鬼”,并成了党史上有名的“二十八个半”的最后那“半个”(因尚未成年)。他给我们讲《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给了全校师生莫大的鼓舞。不久在暑假里,我拾了他的牙慧,也在自己村子里讲起了“形势和任务”。新礼堂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福音是作家王西彦的报告。他也是我们的老校友,他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作家”,他的报告可以说是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
是的,我的文学爱好就是在中学年代萌发的。尤其在高中阶段,来了一位刚从省城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叫张鼎熙,他不仅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文坛信息,而且讲课很有独立见解,常常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也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有一课的课文是毛泽东的一篇报告,开头是:“各位同志们!”张老师则说:“这句话有个语病:既有‘各位’,就不应该有‘们’”。同学们大吃一惊,心想:毛主席的文字怎么能挑毛病呀?但课下大家议论,觉得张老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学生负责的表现,这给了我思想上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熏陶下,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最后那年还被同学们选为语文课的“课代表”。直到现在,每每与我当年的同班同学叶朗(北大资深教授)谈起,都对他怀着赞赏和感激的心情。
在那个年龄,求知欲很强,领悟也快,如老师讲课得法,则教和学就会达成默契,学得愉快而成绩也显著。这方面值得我怀念的还有好多老师,其中让我难忘的还有教英文的魏其庚老师。他上课有板有眼,使你不能不洗耳恭听,并且对这门课产生兴趣。而且他要求也严格,在他的培育下,我一连当了5年的英文课代表。正是由于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的合力作用,使我走上了外国文学的道路,一条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在“敦品励学”精神的激励下,一代一代的老师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职业操守。直到我就读期间,依然能看到或感觉到师生员工那种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尊师爱生、严教勤学的校风。老师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即使批评了你,也让你觉得温暖。初一的时候,在一次地理课上,叶味真老师的讲课声戛然而止。我如梦初醒似地抬头一看,发现她正目不转睛地两眼盯着我,全班同学也跟着把目光转向我,我无地自容地满脸通红,等着她的呵斥。但只见她微笑着不无幽默地说:“我原以为你们班上要算叶廷芳同学最老实了,不料他今天竟也会做起小动作来!”我感到得救似地松了口气;这位本来就十分美丽的女老师因为她的善意现在变得更美丽了!我既愧疚,又感激。此后我的地理课常常得满分,而且曾经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画了一张精确度很高的大型外国地图。叶老师非常高兴,精心地把它裱了起来,用作教学挂图,最后还把它保存在图书馆里。
在这方面,刚才提及的语文老师张鼎熙我也有一段难忘的记忆:在一堂课上他讲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我的一天》后,也以这个题目布置我们做一篇作文。那时候我因左手残疾心理上总是蒙着一层阴影,听见或感觉到有人议论我,心里就不愉快,认为人家在歧视我。于是我把这些听闻和感受压缩在“一天”里写了出来,以为会得到老师“你要坚强些”一类话的鼓励。但与我估计的相反,张老师在作文里却这样批道:“依一般衣帽看,人家对你的议论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恶意。如果你老从不好的方面去猜度人家,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看了这段批语,我先是一怔,经过一番深思后,我豁然开朗:对啊,我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在“小人常戚戚”中自我困扰,而不在“君子坦荡荡”中自我解放,怀着远大的目标愉快地生活和学习呢?张老师这段对学生出自深层爱心的批评,成了我的人生观的转折点,使我从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了主动,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自我超越的精神力量。此后我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个残疾人,文娱活动、身体锻炼都很活跃,而且每天早起半小时,坚持晨跑;为了锻炼意志,即使冬天也只穿一件衬衫和短裤叉,赤着脚。等起床号吹响时,我已经在城墙(就在校旁)上“吊嗓子”了!想起这些,我就忘不了张鼎熙老师的中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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