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今年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的耆硕，浙江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上虞市人民政府和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不久前在杭州、上虞两地联合主办了“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和中国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集中在三大板块：一是考述马一浮的生平与交游，二是探讨马一浮的国学观（“六艺观”）及其经学思想，三是讨论马一浮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的定位。
关于马一浮的生平，一般都以马先生的侄子马镜泉、外孙女丁敬涵的记载为权威。但在这次会议上，朱维铮教授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提出现在流行的各种传记资料的若干失实，突出表现在拔高马一浮的头衔、职务、功名等等，他大声疾呼“把马一浮请下神坛”。一石激起千重浪，与会学者对朱教授的批评作出了多方面回应。多数意见认为，朱教授指出的关于马一浮生平记载的一些讹误，恰恰说明马一浮研究的薄弱点所在，但这些讹误并非马一浮先生本人造成的，更无法撼动马一浮作为现代国学大师的崇高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马一浮研究，既不存在“造神”，更谈不上“请下神坛”了。
这次会议的另一亮点是，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突破口，对马一浮的交游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涉猎。虞万里关于马一浮、龙榆生交往所作的梳理、魏维贤与释永光关于马一浮与广洽法师的书信往来的讨论，都是以新发现的书札、诗稿为中心展开的。吴光编著的《马一浮研究・马一浮先生小传》以调查结果否定了马一浮“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讹传。蔡德贵的论文则讨论了马一浮与数学家章俊之的交往，可谓别开生面。林桂榛根据《一佛之北米居留记》手稿，梳理了马一浮1903－1904年间在美国的工作学习情况，是迄今关于马一浮这段经历最详细的介绍。
马一浮的国学观（“六艺观”）长期以来都是马一浮研究的焦点所在。本次会议收到的重要论文，大都与此议题相关。在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中西一切学术”说，首先是一种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正如蒋国保指出，此说是“陈述式的、说教式的，而非论证式的、分析式的”，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家园的深沉关怀，而不能从具体的学科门类范畴加以狭义的理解，更不能以具体的学科知识来加以证伪。戴琏璋、邓新文的论文都从“六艺统摄于一心”出发，讨论了六艺之学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形态，六艺之学的前提是在心灵上下功夫。马一浮的六艺观向来被看作一种学术观，而罗义俊从中抽绎出了一种儒家的王道政治观，令人耳目一新。
由于马一浮六艺观中的“六艺”特指“六经”，因此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经学特色成为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刘梦溪认为，马一浮的思想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具有新宋学特色，吴光不同意“儒佛并重”说，认为马一浮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以佛证儒”的新经学。龚鹏程认为，马一浮的经学路数既不同于重四书、轻五经，重义理、轻考据的宋明理学家，也不同于重考据的清代朴学，与民国初年的“整理国故”派也缺乏共同语言，而是在阐发群经大义的同时，重视训诂，重视对经文的疏解。许宁认为马一浮重视回归元典、具有高度的经学方法论自觉和强烈的文化信仰，是构建“现代新经学”的重要资源。此外，周山对马一浮《易》学的讨论、舒大刚对马一浮《孝经大义》的探讨，黄灵庚、张涅对马一浮《论语》学的讨论，都呈现了马一浮经学治学实践的多侧面。
一般认为，作为新儒家的马一浮的哲学是以朱学为主干的，但如何评价陆王心学和佛教华严宗思想对其思想体系形成的影响，学术界长期以来歧见纷纭。刘又铭的论文全面回顾了1945年以来诸家之说，总结为四类，并分析得失，最后确认马一浮是“新朱子学”，正是由于马一浮思想倾向朱学的特点，在以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为大宗的新儒家谱系中，他长期不受重视。滕复、陈锐比较了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家之说。滕复认为，梁的贡献在于提出儒学复兴的文化理念，马的贡献在于提出儒学复兴的教育途径，熊则专注于儒家哲学的理论改造。陈锐则认为熊十力像哲学家，马一浮像哲理诗人，梁氏倾向于文化和历史。关于马一浮佛学思想与儒学的关系，陈永革认为马一浮的佛学是一种“知性佛学”，他关注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义理析取，并设法将之融入儒家经学义旨的探求。
本次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是对过去二十年马一浮研究的总结与回顾，更指明了未来研究的突破口和方向，具有很高的学术品质和丰富的学术内涵。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色的马一浮思想，生动诠释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化哲学命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虽然马一浮在大师林立的现代学术史上并不是高产的作者，但他在有限的著作中既勾勒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总体大势，预言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是以六艺为灵魂的中国文化，又凭借深厚的学力用治学实践印证这种预言，可谓“自本自根，有体有用”，这正是马一浮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预示了在21世纪中国的思想话语中，马一浮必将成为不容忽视的参与者和对话者。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