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认真严肃的评论家是要有点奉献和牺牲精神的。毛时安自陈,在文艺评论写作中,也“不乏某种斯巴达的苦修和自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跻身新时期文艺的评论者乃至变革者之列,也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幸运和机遇。三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多元,其间不乏矛盾、混乱、困惑、苦涩,自然也有创新、进步、飞跃和欣喜。这给文艺评论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给文艺评论家带来了新的评论对象、新的研究课题、新的文化使命!毛时安的四卷文集证明了作者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既不随波逐流、趋势媚俗,也没胶柱鼓瑟、落伍僵化。他的文章虽然难有大红大紫的显赫,也绝无“粉丝”追逐的轰动,但有不少篇章颇似空谷足音,给新时期文艺的跋涉求索者以鼓励、思索和启迪。
认认真真阅读和观看作品,认认真真研究和评析作品,不敷衍了事,不虚与委蛇,这是毛时安作为当今一个评论家的难能可贵之处。眼下的文艺评论现状令人不满,根本的问题是评论家职业精神的缺失。不看不读作品,就滔滔不绝发表意见,因为有红包润笔,便胡乱吹捧大肆炒作,此类现象时有所见。所幸毛时安没染上这种毛病。他以一腔真情对待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力求实事求是地发表评论,因而赢得了作家艺术家的尊重。正如一位著名女作家所说:毛时安的许多评论文章常常兼有褒贬,既不一味褒扬,也不一棒打杀,他对一部作品百分之六十的褒扬令作者激动,而那百分之四十的批评更促人深省。
古人刘勰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些年来,毛时安经常担任国家和地方许多重要文艺奖项的评委,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走南闯北,广泛领略各地文艺创作的风采,省察当今文艺创作的时弊,从而对创作现状能有更宏观、更具体、更准确的把握。这样,他的评论也就往往能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既有茫茫林海的茂密、又有树木年轮的细致,少了些空洞,少了些偏颇和失误。
毛时安担任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多年,还参与主编过文艺评论刊物,参与许多重大创作项目的策划和修改。他满腔热情投身其中。艺术创作的实践,使他对创作的甘苦有了切身的体验,同时也使他对阻碍创作的问题和原因有了具体的感受,触发了他的深入思考。这是毛时安区别于不少“学院批评家”的长处。他有一篇获得全国奖项的文艺评论《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文章尖锐指出,我们当今的戏剧一是大量失血,与现实生活疏离隔阂,血脉不通;二是缺钙,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三是缺乏想象力,艺术的翅膀难以飞翔。这三个问题切中当今戏剧创作的要害,引起了众多文学家和戏剧家的共鸣。作者曾多次提及“伟大的艺术永远需要、永远期待着真正的思想”,而他自己的评论写作也是这样努力寻觅追求着思想的光彩、思想的力度。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联系实际,敏锐深刻地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正是毛时安文艺评论的一个特点。
《毛时安文集》的代后记,题为《精神的历程》,这可视为作者从事文艺评论的学术自传,洋洋万言真情流露,自我剖析并无虚言。他说:“几十年下来,我的心和我的血,还是热的。我基本上是沿着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条道路走过来的。”文如其言,毛时安的不少评论常常体现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对李肇正小说创作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便是例证。李肇正是上海一位英年早逝的小说家,在他逝世多年后,毛时安和赵长天共同为李肇正编了一本小说集。毛时安写了序言《平民生活的叙事者》,笔下带泪深情感人。他不但对李肇正小说的艺术价值进行了新的开掘,同时检讨反思了自己当年对这位小说家的忽视。联系批评界的缺席和失语,他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眼睛呢,我自己的批评尺度呢,我作为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呢?”其实,毛时安对李肇正的重新评价,不只是一个评论家对一个小说家价值的重新发现,而且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出身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的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改变以后,依旧还保留着的一份真情!
笔者曾经是毛时安不少文章的第一读者,在《文汇报》和《文学报》工作期间,编发过他的一些评论。作为同行,对《毛时安文集》的编辑工作也想提一点意见。文集的装帧排版颇显大气,但是文章的编排和分集缺少明晰的逻辑构架。反复揣摩,不明编者如何用意。试想如果文集所选文章以发表时间为序,那么四卷在手,不仅三十年文坛烟云多少能有所窥见,而且文坛三十年流变的轨迹也能依稀可见。如是,则《毛时安文集》于文坛的价值和意义似也更显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