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郭崇毅。
安徽省政府负责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动情地说:“谈起安徽农村改革,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调研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连续三次上书中央,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他为农村改革所作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位老人,就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省政府参事郭崇毅。
五个月三次上书中央,他要让最高决策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让农村改革星火燎原
1978年,合肥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按照省委“借地种保命麦”的指示,联系山南实际进一步放大胆子,将“借”字改为“分”字,把土地分包到农户,抢种保命麦。“借”与“分”一字之差,似乎比多少动员报告都灵验,全区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挑水点种,硬是在一个月内抢种小麦10万多亩,油菜48000亩,占全区耕地面积80%以上。
第二年夏季,山南区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麦收时节,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满怀喜悦回到山南家乡。他走村串户,查看实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麦堆。几个正在插秧的青年说:“要是政府信得过,把田分给我们,保证年年丰收,给国家多交粮食!”
在昏暗的油灯下,郭崇毅萌生了一种使命感:山南区党委冒着风险闯出的路子,虽不为红头文件所允许,却分明抓住了真理。如果广大农村把生产关系调整到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那该产生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他决心把山南的火种保护下来!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写成调查报告《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8000多字几乎是一气呵成。他满怀热情地记述了生产责任到户、夏粮成倍增长的生动景象;重点剖析了“包产只能包到组,不能到户,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和“只要土地是集体的,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两种意见的是与非;建议领导部门和理论部门及时研究解答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总结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
报告得到安徽省政府秘书长郑淮舟的支持,但他们共同感到事关重大,决非一省一地所能解决……于是郭崇毅拿定主意,要到北京直接向党中央反映,让最高决策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
1979年7月1日,郭崇毅选了个“吉日”进京上书。然而接待他的干部和亲友都给他泼冷水:红头文件明明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几经周折之后,老战友蒋树民指点他到中央制定农业政策的参谋部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去试试。
在农经所,郭崇毅递上报告后说:“你们研究农业,要能到我们肥西去调研,写一篇文章说明农业责任到户并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那真是字字黄金!”王耕今所长接过报告,嘱咐他三天后听回音。
1997年春,郭崇毅（右一）到合肥干休所看望老红军邹德胜（前）。战争年代郭崇毅曾变卖家产组织武装交给邹德胜支持革命
三天后,郭崇毅大喜过望地得知,报告已经报送中央;中央领导同志给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
这一年8月,郭崇毅又应中国社科院农经所之约,写出《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分析了“不必要的十大忧虑”,安徽省委印成单行本发到全省;11月,又根据在六安地区调查写出《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告》,由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印发,报送中央参阅。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讲话了。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8月16日,郭崇毅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哪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75号文件,农业生产责任制正式写进中央红头文件。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猛燃遍全国农村……
为讲真话他曾两度付出沉重代价,但他无怨无悔,始终如一守着一条底线:坚持讲真话,决不说一句假话和违心的话
敢言的郭崇毅,曾为不讲假话和讲真话两度付出沉重代价。
1955年,治淮委员会一位领导干部以“莫须有”罪名入狱,郭崇毅连带坐牢。专案组要他揭发所谓“反党反革命”罪行,他坚持不说一句假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年后,省委组织部长宣布为他平反,赔礼道歉。
不到半年,更大的灾难又悄然袭来。1956年冬,35岁的郭崇毅受省政协委派到肥西农村视察。县粮食局副局长陪他来到全省合作化运动“标兵单位”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听到社主任汇报当年粮食产量453万斤,比上年增产50%时,郭崇毅高兴地说:“这样的丰收令人鼓舞,请把社里账册拿给我看看,以便给省上写报告。”当晚回到县里,在昏暗的油灯下,郭崇毅一笔一笔仔细核对账册上的数字,发现实际产量只有:285万斤,比上年减产10%。他顿时感到自己受骗了。第二天一早,他约上粮食局副局长又来到肥光社,要找社主任问个究竟。
社主任回答:“我们汇报的增产数是春天在农业生产会上向全省提出的‘挑战数字’,实际秋季减产了。”郭崇毅问:“既然减产,为什么不如实上报?”回答说:“县里不准呀!肥光社是全省高级社的红旗,只能报增产。”郭崇毅当即请社长把合并高级社前四位初级社会计都找来,当面把减产上报增产的情况一一核对,最后请社主任写成书面材料,盖上肥光社公章和主任私章。
郭崇毅不敢怠慢,一回到省城就抓紧写报告。第二天的汇报会上,郭崇毅有理有据地讲了对肥光社等几个高级社浮夸问题的调查。“马蜂窝”炸窝了!有人在会上公开站起来批判他“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要他承认“造谣”。有关领导不由分说,会后安排了多场批判会。他视察过的几个高级社主任来了,他原以为能当面澄清真相,解除误会,不料几位社主任异口同声否认亲手写的减产报告,说“大社大增产,余粮吃不完”,弄得郭崇毅啼笑皆非、有口难辩。于是,从“右派”到“极右”再到“现行反革命”逐步升级,最后郭崇毅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送白湖农场劳改。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那个早春,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指示省委统战部从白湖农场接回郭崇毅,宣布他向省委反映情况是正确的,表示赔礼道歉。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拾遗补阙,是他对政府参事工作的理解;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淡泊名利,是他终生不懈的追求
郭崇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1937年他才16岁,上海“八一三”抗战一打响,他就毅然离开家乡奔赴战场;后来又变卖家产组织游击队交给共产党,父亲登报声明和他永远脱离父子关系;……解放后蝉联安徽省政协委员41年、在省政府参事任上27年之久。
从加入民盟、进入政协,到担任政府参事,郭崇毅重新诠释历史上的“拾遗补阙”,经常就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乍暖还寒时节,郭崇毅不敢忘记政府参事的职责,于是有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三次“上书”。今天人们重读30年前的三份“上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力量。实事求是和辩证思考,是他所有上书和报告的主要特色。他善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擅长用事实说话,既全面看待问题又能敏锐地抓住本质,准确而鲜明地反映倾向性问题。
1982年,已经担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的郭崇毅回肥西过春节,以《肥西县农村春节见闻》为题,给省委写报告,着重反映党风与干部作风、赌博与治安、农民承包的土地山林不稳定等问题。这个报告受到省委重视,省委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发到全省各县、区、乡。
郭崇毅认为,类似党风、干部作风等问题,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于是1982年8月上书中共中央,陈述六条意见:一、整顿党风问题;二、实行法制问题;三、任用干部问题;四、严明赏罚问题;五、党政干部实行责任制问题;六、广开言路问题。10月下旬,中组部来信了:“你给中共中央的信已转给我部参阅,对你这种积极负责的精神,我们表示谢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二十多年中,郭崇毅向安徽省和中央共写了近百篇调查报告和建议,反映了干部作风、农业政策、教育、统战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番教诲,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选择反映人民呼声、关心人民疾苦作为回报人民的主要方式
1949年12月4日晚,北京的一个初雪之夜。在中南海小客厅里,28岁的郭崇毅和参加民盟中央扩大会议的代表一起,在这里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两次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在人民有困难的时候,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汪书贵、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承伦和郭崇毅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们说,郭老是一个真正和人民息息相关的人。他之所以一到农村就能了解许多真实情况,就因为他和老百姓贴心,老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
郭崇毅说,人民的恩情永远回报不完,他回报人民的主要方式就是反映人民心声,关心人民疾苦。
饱受磨难的郭崇毅有一种打不垮的内在坚定性、难不倒的乐观向上精神。花甲之后,到2002年81岁去世,他在政府参事岗位上抱病参政议政。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建言献策最多,对农村改革贡献也最大。
1993年,郭崇毅表兄、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合肥探亲。在聚会上,一些朋友谈起郭崇毅的坎坷人生,为他感叹。他当即站起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自清末以来内忧外患有如浩浩长江进入三峡地段:往来其中的人,确实要经历一些惊心动魄的礁石险滩、危崖恶浪;但是无限风光的十二巫峰,绵延数百里的锦绣山河,都蕴藏在这里。我1921年来到人间,正走在这个美丽的历史画廊中。不是坎坷,而是幸运。虽然碌碌无为,始终生活在我所热爱的人民中间,还是无怨无悔的!
2008年11月6日，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左二）、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方宁（右一）等看望郭崇毅的夫人程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