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反差很大的文字
首先，请读一篇1968年发表在《文艺革命》杂志上的文章――《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早在30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鼓吹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是崇美、亲美的洋奴；解放以后，曹禺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其次，请再读一篇1996年关于曹禺的终生评价，即悼词中的文字：“1934年，曹禺名著《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发表；1936年,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其青年时期就渴望光明，追求真理，这三部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雷雨般的激情和精湛的艺术，批判旧的世界，呼唤新的社会。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而且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创作了：《蜕变》被誉为十大抗战剧作之一；《北京人》被誉为是他的创作高峰；《家》被誉为是改编剧作的典范。解放后，他又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剧本，半个世纪以来被翻译为英、法、俄、日、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文字；并在美国、苏联、日本、越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过。曹禺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著名戏剧大师、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和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对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业绩必将永垂青史！”
这里，也加注曹禺在大难不死之后写的一首短诗：
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那些事，相互比较，竟有着天渊之别。这不能不让人想起，1979年的首都文艺界元旦会上，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请有关负责人郑重宣布，文艺界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根本没有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管教所”，建立新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写到此处，笔者忽然想到，前一部分文字不正是“管教所”的表现吗？而后一部分不正是“新关系”的表现吗？让这两部分文字都来见证30年来，中国通过个人之变、生活之变、社会之变，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和精彩的奇迹吧！
《茶馆》的死里复生
在“文革”当中，北京人艺的剧目《茶馆》，被批判到了“满身伤痕”、“臭名远扬”的地步。它的“罪行”即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不满，宣扬“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动员已经埋在土里的古人钻出来，展示“怀旧”、“低沉”、“伤感”、“发泄”。有人说，剧中的资本家秦二爷是站在台上，公开煽动台下已经被合营的工商业者，起来反对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更有甚者，把剧中结尾处的“三个老头撒纸钱”，批判成“反动之中的反动，反动透顶”。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下，1979年《茶馆》得以重见天日梅开二度。老院长曹禺动情地说：“我记得读到《茶馆》的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政变后的整个中国的形象。这四十来分钟的戏，也是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手笔……《茶馆》与它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令人痛惜的是，当我们今天再次把这瑰宝奉献给人民时，老舍先生和导演焦菊隐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
《茶馆》的重新演出，依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首都剧场里场场客满，一票难求。等到1984年就已经演出了四百多场，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的剧本里，其寿命之长、影响之大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拍了电影、电视，一演再演仍然受到欢迎。同时，内行人赞成，外行人也赞成；年纪大的人喜欢，年轻人也喜欢；中国人爱看，外国人也爱看；说到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提到它，探讨新的现代戏剧观也要拿它作依据。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1980年9月《茶馆》赴西德、法国和瑞士演出，成为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话剧，获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被《莱茵内卡晨报》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史诗型戏剧的典范”。它也被《费加罗报》称为“和契诃夫一样，老舍描写的是过渡，是变化，是决裂；和契诃夫一样，老舍叫我们了解，有朝一日，可能在这片废墟上，会诞生一个新世界，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
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给了《茶馆》第二次更加辉煌的生命，否则它将永远是一具戏剧的“死胎”，无声无息不见天日。而如今，在中国话剧历史的长河里，《茶馆》算是黎明时分的一声雄鸡报晓，美哉，壮哉，亮哉。
一部新戏的诞生
1980年的早春季节，乍暖还寒。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做到八个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说：“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大声疾呼――“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顷刻间，会场里先是震撼后的寂静，接下来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难以自持的热泪。
那时，我刚刚按照剧院的安排，深入基层搜集素材，准备创作。然而在新型社会的诸多矛盾面前，我有些犹豫了，到底要不要真实地反映这些矛盾冲突？历史的教训不能不使我心有余悸。正是胡耀邦同志这一席沉甸甸的话语让我鼓足了勇气，写出了我国话剧舞台上首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谁是强者》。北京人艺在1981年组织排练并演出，得到观众的热烈回应。可是，我们主创作人员――也包括剧院领导，都紧张异常，惟恐在政治上“越过雷池一步”，以至遭受“枪毙”的噩运，而市文化局的领导更是着急地等待上级领导的表态。此时，一切都处于“冷处理”状态，新华社以及各大报纸、杂志迟迟不敢作相关报道。实际上，剧本描写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社会事件，只不过写了一个棉纺织厂厂长为加快“四化”建设，在扩建新车间的过程中，遭到各个相关单位要挟、利用、盘剥，进而与不正之风相抗衡的故事。戏里重点批评的对立面人物，也只不过是个轻工业局的党组副书记。
没有想到的是，大约一周以后就雨过天晴，峰回路转了。12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不请自到来看戏，并且和我们主创人员以及曹禺院长谈到深夜。老贺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该戏反映了“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表现出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
冲突，塑造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四化”创业者形象，并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时隔不久，习仲勋副总理又来看演出，同样对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我们的胆子再大一些。接着，12月20日《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连续畅谈12个小时，从多方面对作品进行评论、论证、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来看戏的观众自然猛增，可谓应接不暇。此后，该戏获得了文化部和中国剧协颁发的“全国优秀剧本奖”等奖项。
之后我们才得知，老贺来看戏前不久，在向胡耀邦同志汇报文艺创作情况时，胡耀邦同志着重强调，一定要让作家们放开手去写，怎么可能是一揭露社会矛盾冲突就会犯“反党”错误呢？
这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当时，我和大家一道看到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新气象，以及给文艺事业带来的日
渐繁荣。今天回忆起来，仍令人深思：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同样是非搞改革开放不可的，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敢想敢干”；其次，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百折不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而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思想解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独立思考的风暴不可阻挡地来临了，我们渐渐地确立起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在这过程中充满了探索性、创新性和突破性，中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宏大的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笔者想，这篇短文绝不仅仅是述说那时人文事件的起伏跌宕，而是在透视人文事件之后，引发读者对于中国文艺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深入思索。纪念是为了迎接未来。也许，这才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