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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轨迹从1978年转折

2008-12-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振江 我有话说

个人的命运永远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只有每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国家也才能繁荣昌盛。1978年,对于国家而言,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对于个人而言,我由一个农民考上了大

学,鲤鱼跳了龙门,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

1976年底,16周岁我就高中毕业了。家里弟兄多,成家盖房压力大,我没和父母商议,自做主张买了一辆小拉车,加入家乡河北省晋县几位乡亲组建的运输队,每天能挣七八块钱。干这一行其实就是典型的苦力。脖子上搭条毛巾,车把上拴个塑料水壶,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喝多少水,有时还要遭别人的白眼。

正当我们迷茫不知所措之时,1977年秋天,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上大学,多令人向往啊!我把小拉车交给了刚从部队复员的二哥,和同队三位要好的伙伴一起开始复习备考。然而高考考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只是找来散失的初、高中课本,白天晚上地学了起来。真是学而后知不足,许多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分子式,早都记不清了,而且由于十年“文革”,有些课程压根儿没学过,这可难坏了我们。咨询了我们的一位老师,他建议我们学文科,这样可以避开公式定律,扬我们所长。因为上初高中的几年中,我们寒暑假在生产队劳动时没有扔下书本,能借到的书尤其是小说我们看了不少;新华书店有个租书专柜,租费每本书每天一分钱,柜上的书我们几乎看了个遍,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更庆幸的是,我在家乡上中学期间,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下放基层任教员。这是我们的福音,我的高中老师,有不少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学深德厚,我们受益多多。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复出,整顿教育秩序,被“四人帮”污为“回潮”――让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这些成了我们高考的资本。

1977年11月,冒着飞飞扬扬的大雪,坐着村支书派的马车,碾着泥泞的土路,我村十几位回乡青年、下乡知识青年,带着铺盖卷,到离家四公里外的晋县塔上中学参加考试。现在想来真像是古人赶考。

那年没有公布考试分数,也不知怎样报志愿,掂量自己这点底子,只知道北大清华是名校没敢报,随便报了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兰州大学,后来才知道,这三所大学也是全国顶尖的大学。不怕笑话,当时就这样孤陋寡闻。1978年春节过后,别的考生被录取的消息陆续传来,然而我和我的同伴都名落孙山。

年满18岁,带着没被录取的遗憾,去了冀县码头李滏东排河清淤工地,成为一名海河民工。我不甘心就这样上不成学,上工地时带上书本和复习资料,想在修河的间隙里读书再考。3月18日,工地上的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了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消息,令我振奋。到现在还记得郭沫若在讲话中盛赞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并引用了一句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全国科技大会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求学欲望,我果断决定回家继续复习参加1978年的高考。

1978年9月,我以高于初选线29分的成绩被河北大学哲学系录取,我的同伴也被河北师范学院录取。拿到通知书,我们兴奋地跳了起来。12月,在学校里我们得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在校4年,我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汲取着知识的营养。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在机关搞干部培训、搞社会宣传,现在在报社做编辑。伴随着改革的脚步,我以自己勤奋的工作回报着社会。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不上大学可能做了农民企业家。但话又说回来,没有改革开放何来农民企业家?改革开放,我们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本报记者耿建扩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张振江,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人,1960年出生。1966年9月入村小学读书,1976年底高中毕业在家乡当农民。1978年10月入河北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石家庄地区干部学校、中共石家庄地委、市委宣传部工作,1997年任石家庄日报社副总编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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