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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的历史审度

2008-12-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玉玲 我有话说

编者按

这是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该文由经济危机诱发战争、进而威胁国家安全的历史梳理出发,谈到国家安全观和传统战争观变革的重要性,谈到初显端倪的“软战争”;一些观点振聋发聩,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一读。

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哪个世纪能像20世纪那样使世界空前地进入全球化时代,期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使20世纪成为充满血与火的沧桑百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经济危机诱发战争进而威胁国家安全的史实,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历史逻辑之一。在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金融日益占据现代经济核心位置的今天,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并且以其独特的方式催动着国家安全观和传统战争观的重大变革。

当代国家安全的又一主战场,金融争夺战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

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金融化、财富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金融证券化趋势同步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金融因素的影响。金融既是获取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商场,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战场,金融的稳定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空前上升,并相对军事安全而言成为当代国家安全斗争的又一主战场。

2002年5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回眸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细观今日的美国金融危机,这一结论并非夸张之辞。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各国金融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不仅会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国家百十年积累的财富席卷一空,导致国家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和社会的倒退,且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酿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如同美国超强的军事优势制造了当代世界不对称战争一样,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同样使这场全球金融争夺战呈现出不对称特征。美元贬值、次贷产品打包等都是美国让世界分担其金融危机风险、摆脱经济困境所独享的特权。据资料介绍:美元每贬值10%,就有相当于美国经济5.3%的财富从世界各地转移至美国;2002年到 2007 年,美元贬值20.6%,按2006年美国GDP为13.19万亿美元算,这就意味着在过去5年中仅美元贬值一项,全球1.3万亿美元的财富无形中流入美国。这种状况既有助于缓解美国的经济困难,又打击了新兴国家的经济升幅,在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元贬值已经使一些国家上万亿美元蒸发于无形。这场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实力同军事实力一样,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志;当代金融战线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斗争的又一个主战场,确保金融安全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手段,更新国家安全理念、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斗争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对战争概念和国家安全理念不能突破传统思维,会陷国家安全于危境

全球化时代,信息、金融、贸易、生态等因素在国家安全斗争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正在推动人类战争观和国家安全观的不断更新。金融战、贸易战、生态战等“非军事战争行为”,以及整体战、隐形战等战争形态与国家安全新理念的不断涌现,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斗争日益走向集束组合。所不同的是,这种新型战争不再依赖枪弹和军队,也不再有纷飞的硝烟和赤裸裸的暴力,原本深深隐蔽于战争背后、充当着战争发动机的资本,这时由幕后操纵直接走向阵地前沿。这种战争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和财富的掠夺更隐蔽、更迅速,其破坏力决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使南联盟的生活倒退了七八年,而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印尼生活水平一下子后退了15年。迄今为止,不少人仍然把国际金融斗争视为经济领域的一种纯粹竞争行为,认为把这种危机与“战争”联系起来是战争概念的泛化。但是,战争从来不是形而上的,它只忠实于现实。反思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不承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利益可能出现类似战争性质的冲突未免过于天真。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对战争概念和国家安全理念不能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很可能会陷国家安全于危境。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奈正是在反思越战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企图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为巩固美国世界霸权找到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途径,由此引起世界各国对国家实力的重新认识,也引起新一轮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浪潮。

国际间的政治角力和利益之争同时展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软战争”初显端倪

在人类发展史上,经济与战争一直密不可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利益的呼声,而经济实力则是战争最深厚的根源。在20世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经一而再地诱发世界规模的战争,一战如此,二战也是如此。同样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资本最有可能流向哪里,哪里最有利可图,哪里就会成为战争策源地。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及其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以及由这种本质和本能催生的一种固化思维:当一场危机通过自身不可能解决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另一场危机。于是,军事力量便用来克服政治统治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战争遂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转嫁经济危机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虽然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但人类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当现实世界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常常会在无奈中失去理性和智慧,金融危机可能诱发战争的历史逻辑同样不可忽视。2002年,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金钱联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它自始至终都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是改变了资本流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为争夺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优势而发动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已经昭示世人:全球化时代虽然各国利益相互依存,但并不足以阻止美国的战争冲动,全球化也不过是影响它利弊权衡的一个砝码而已。

当然,人类的理性与智慧总是在教训中不断成长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日益走向多极化,国家间的利益格局呈现出既错综复杂又相互依存的态势,国家间的博弈很难轻易诉诸武力。加之当代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战争成本空前加大,有利于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相互制约,大大提高了人类遏制战争、化解危机的理性与能力。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也难以单独应对,这正是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的原因所在。尽管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仍在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应对的范围之内,我们也期望国际社会的联合抵御能够和平化解这场危机,进而催生大国间的政治融合,从根本上打破经济危机与战争行为相伴相生的历史怪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但现实是,这场正在向全球蔓延扩散的金融危机背后,一场国际间的政治角力和利益之争也在同时展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软战争”已经初显端倪。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合作与克服危机之中。但是,首先稳定自身的经济与金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贡献。要客观评估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社会、安全和其他经济之外的后果,努力提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和良好发展局面。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军事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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