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以声音为线索,寻求词源。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在孔夫子看来,政治之政所以取音为“正”,是因为政治的重要属性是端正,统治者端正了,民众自然被感化为端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较多地用到声训,但用得较为谨慎。“声训”的全面运用滥觞于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名》以声音为线索探求事物名称的“所以之意”,撇开字形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导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路。《释名》的失误在于没有区别原始词汇和派生词汇,因为原始词汇的意义结合具有任意性特点,是不可论证的。到了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着眼于形声字的声符来讨论语源问题,即所谓“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通过探讨形声字的音义关系――即推求同声符字的共同义素――来实现,而不顾词的语音形式,又使语源研究受到了字形的束缚,范围受到局限。王安石的《字说》更是推到极致,主张字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意义。他任意牵合语音上的联系,或者扩大会意字的范围,把许多形声字都当成了会意字，以偏概全,既不能解释其他结构关系的形声字,更不能解释非形声字。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埤雅》受《字说》影响甚大,依据汉字楷书形体释义,牵强附会者俯拾皆是。宋人从字形出发的声训,使释名工作走了一段弯路。李时珍所处的明代,正是受到了宋人“形训”的深刻影响。《本草纲目》引《字说》、《埤雅》甚多,很多释源都来自王、陆。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昌明,学者们才能够突破文字形体的束缚,看到文字背后的语音。清人为声训释词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首先限定在同源词的范围之内,只有同源词才有共同的语源义,才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才可以在相互训释中显示出被释词隐含的内部形式或语义特征。在语音方面,必须以古音为依据,韵部声纽相同或相近;在词义方面,必须或为同义词,或有种种显著关系的近义词。王念孙说:“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文(字)则惑矣。”清人的“因声求义”既不像刘熙“声训”那样泛滥无边,又不像“右文说”那样局限于文字的声旁,从语音上去追寻词与词的音义联系,彻底完成了语源研究中文字学观向语言学观的转变,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李时珍不可能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解决如何准确释名这个问题的地步。何况动植物命名的考证历来就是公认的难题。宋人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中说:“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别。”从另一方面说,李时珍注重实地调查,看重民间一些“俗词源”的说法,运用丰富的想象,使其解说生动形象,如“慈姑”、“葡萄”等的解说,仍不失为饶有兴味、富有情趣的语用学材料。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