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懋元的学生那里知道他最近忙于为博士生上课和指导论文，记者抱着试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潘懋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要求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支撑。但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当时潘懋元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敏锐地认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听说潘懋元要“另立”山头，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专家不以为然。但是，潘懋元认定了的就要坚持。
1956年暑假开学，厦门大学的学生们在课程表里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课程前面多了四个字，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的几位教师作出的最初尝试。虽然他们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却开辟了历史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我国高校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了那个摧毁文化的时期。十年浩劫过后，是非得以厘清，久违的春风再度吹进凋敝的大学校园。反思十年动荡，人们深感违反科学规律所付出的代价之惨痛，按照教育科学规律办学、避免重蹈覆辙成为当时共同的呼声。
这时，潘懋元已近花甲之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他青春焕发，专心致志地投入高等教育研究。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号召“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许多高等教育工作者赞成他的建议，熟悉他的人更钦佩他的勇气和执著：多少花开花落，多少风霜雪雨，他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锲而不舍，写出了多篇论文。在上述两文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高等教育科学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
此时的潘懋元不再满足于二十多年前的“小打小闹”，他高声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为了争取理解和支持，他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高校之间，做了近百场专题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界同仁广泛响应，也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搬上讲台已过去了整整22个春秋。
然而，对潘懋元来说，成立研究室仅仅是高等教育工作迈出的一大步，他知道，高等教育要想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除了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必须有自己的专著。但是，理论与实践都不充分，如何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专著？潘懋元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于1981年初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组织了北京、上海和厦大九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六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紧接而来的一切让潘懋元备感欣慰：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二级学科。1987年，《高等教育学》一书荣获首批“吴玉章奖”，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文科教材一等奖，1989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
1986年，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后，他眼前一亮，脑中闪出一个想法：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需要一定勇气。那时十三大还没有召开，对于所有制问题的探讨还比较敏感，在教育这个涉及国家根本的行业里搞“私有制”，怕是很多人会跳起来。为了说服反对者，潘懋元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钻研了国家政策和改革倾向，1987年初，发表文章指出，“教育的发展受教育外部规律的制约，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样存在……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此说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
随后，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依附理论、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断涌入潘懋元的视线，他不畏艰难，劈荆斩棘而行。
没有实践的理论寸步难行
“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不投入到实践中，仅是纯思辨，就不符合学科的性质，这一学科就很难有新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潘懋元有着很清晰的认识。
随着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人们开始从理论上反思教育的失误，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教育社会属性的争论，其焦点是，教育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潘懋元当时也加入了争论。争论很激烈，却没有结果。但这场争论却开启了潘懋元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潘懋元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思考正好触及教育基本理论的核心――教育的本质与规律问题。
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1980年在湖南大学讲课时，潘懋元正式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并指出两条规律密切关联，相互作用。直至今日，这一理论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导。
回忆起多年前的经历，潘懋元深有感触地说，“高等教育学者要善于从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以教育实践检验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
“实践”也是潘懋元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研究生的特点，他创建了“自学――研究――教学实习”三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前两个环节，学生不是放任式学习，而是带着潘懋元安排的题目进行学习和研究。“教学实习”环节，则让大家把学习心得和体会拿到课堂上讲，其他同学当评委来评析，并随之展开讨论。由于成效显著，这一教学模式被推广至校外。2001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除此之外，他还于1986年开始，在家中开设了“周末学术沙龙”。二十多年来，只要潘懋元没有出差，这个集思想、学术、生活为一体的沙龙就没有间断过。每个周六晚上，学生们都会准时来到他家中。清茶一杯、点心几样，大家就在这样轻松而温馨的环境中畅所欲言。谈论话题自由而广泛，既有当前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又有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学生们受益良多，将沙龙奉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的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甚至也来自于沙龙上的辩论题。潘懋元还将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外地，当他出差讲学时，都会把当地的“弟子”们召集到自己的住所办沙龙。在潘懋元的垂范下，年轻一代的博导们也纷纷开起了学术沙龙，这成为厦大教育研究院的一道最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潘懋元仍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带领博士生进行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迄今，全国40多个城市留下了他拓荒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足迹，83高龄时，他依然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作了近20场次报告。他还多次参加或带领代表团出国考察，曾到访英国、美国、日本、前苏联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论文在美国翻译出版，为中国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2005年7月，挪威学者阿里・谢沃所著英文传记《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在挪威出版。这本书把中国的高教研究成果和实践观念介绍给国外更多同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高教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
欲为学，先做人
“我们非常地爱先生。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大爱，什么叫无私。”厦大教育研究院2008级博士生吴滨如深情地说。
与吴滨如一样，在厦大教育研究院每位学生的眼中，潘懋元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还是自己为人的航标和榜样。大家都记得潘懋元常说的那句话：“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欲为学，先做人”的真谛：
一次，潘懋元被山东某高校邀请去讲学，回校时买了打折机票，学校却按机票全价予以报销。事后，他把多报的300元如数还给了学校。潘懋元也许早已忘记，但学生们却一辈子记住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做事准则。
1994年春季，潘懋元被聘为汕头大学兼职教授，月薪6000元，他仅拿1000元作为来往旅途费用和生活开支，余下的5000元悉数捐献给当时还缺乏科研经费的厦大高教所。
2000年八十寿辰时，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20万元设立“懋元奖”，每年在厦大校庆期间对那些秉承其“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敢为天下先”、“做学问先做人”之精神的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2006年，在厦大85周年校庆时，潘懋元又捐款25万元，其中20万元指定用于“懋元奖”，成为在校教师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一笔，今年，他又向“懋元奖”增捐了20万元。但其生活上，依旧布衣素食，不尚奢华。他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对潘懋元而言，学生就是他的一切。1999年，厦门遭遇特强台风。台风过后，大雨滂沱，校园内一片狼藉，为了不耽误上课，已79高龄的潘懋元赤着脚、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一位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正在他为住宿费一筹莫展的时候，却被告知，费用已交，替他垫上住宿费的正是潘懋元；一些家在外地的学生，逢寒暑假回家时，总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潘懋元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路上是否顺利，家里的天气如何……
虽身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泰斗”，但潘懋元从不摆架子。新生入学第一课，听到潘懋元的第一句话就是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此主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展开论争。“先生的包容和博爱让我们很自由很放松。”该院2007级博士生石慧霞如是说。
采访临近结束，正巧有几个学生前来咨询问题，记者向他们“求证”，“听说先生像对待孩子一样地对待你们？”“不，胜似孩子，”言语肯定而自豪。
从15岁登上讲台至今，潘懋元从事教师职业已有73个春秋，桃李满天下，单高等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有100多名。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他一起走过三十年风雨历程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于2004年改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也创造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和“唯一”：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和“985工程”创新基地……英国赫尔大学在授予潘懋元荣誉博士学位时，该校校长这样评价他：“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体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努力、他的成绩与智慧。”
“我是‘播种者’，又是个‘收获者’,”潘懋元带着满足的微笑说，“学生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回顾自己在三尺讲台上度过的岁月，他深情地说：“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的选择还是当一名老师。”
半个世纪前，潘懋元将“高等教育学”第一次搬上了高校课堂；今天，年过耄耋的老人仍在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深深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