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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瀑布与峡谷――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王鸿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从政统、道统、学统、法统角度对古代中华文明作文化结构分析，认为传统中华文明是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文明。政统的主导作用体现为选官、择道、代法、统学。以儒学为主的意识形态为传统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文化解释，还覆盖了学术文化，渗透了法治文化。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统主导、道统支撑的传统中华文明，虽包含极为丰富的科技知识和法治文化要素，但未发育出独立的学术和法治文化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中包含科学的知识但却没有生长出科学的精神。
本书还对中华封建王朝在政统方面的改朝换代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政统方面改朝换代的困境直接表现为最高权力的传承不能制度化，其根源在于统治的权力是通过“成王败寇”方式取得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几近周期性的王朝崩溃与重建，从经济学、环境科学和人口学的角度看，是土地资源、环境和人口不支持自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传统中华文明延续过程中的历史振荡，也就是在这些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的条件约束下发生的。
根据作者的观点，欧洲近代文明的冲击是中华文明偏离传统轨道的决定性因素。具体看，中华传统文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科技和学术逐步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地位。中国人在感受到相对先进的近代西方文化后，中华文化的优越感发生动摇，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也随之发生。
作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儒学作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晚清没能引领中华文明的转型；传统的皇权政治体制也没能完成宪政改革，最后被彻底废弃。因而可以说，中华传统文明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道穷政息”的文化命运，这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层面的断裂，它决定了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的动荡、曲折和复杂。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实现了中国“政统”和“道统”的一场革命，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时期，中国的法治文化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从“王法”阶段进入了“约法”和“宪法”阶段。但民国前期的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相背离的状况，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没有治国的机会，操纵国柄的北洋军人却不信奉三民主义。这使旧中国既不能解决历史遗留下的内部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