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发展往往是以不同学派的相互争鸣作为其内在推动力的，从先秦的百家争鸣，汉唐儒、道、玄、佛诸家之辨到宋明理学的派系，可以说都是如此。宋明理学的学派及其理论系统，究竟分为几系为妥？传统的见解是程朱、陆王的二系说，近年来流行的看法是大陆与港台的两种三系说，当然其间也还有不分系的一系说，向世陵
《四系说》作为立一家之言的专著，与既往的以理、气、心等作为宋明理学的中心范畴不同，它是以性为中心。为此围绕着两个基本观点进行了创新性的阐发：一是以性范畴作为中介和枢纽阐释和总结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如要全面把握理学发展的总体格局及各派分合的实际情况，以性范畴和性学为枢纽和主干，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二是在接续儒家“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论源头的基础上，以“复性”和性论为中心解释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详细论证了性学一系成立的必然和理由。从而书中提出，以性为本的思维不但是湖湘性学的基本观点，而且是理学所以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理、气、性、心，理学的四大基本范畴在宋明时期显得特别突出，就是因为在它们身后，挺立着虽相互关联却各成体系的本体论架构。
《四系说》认为天与道的范畴虽然在理学中十分重要，但却是作为绵亘几千年的整个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非理学的特殊性而存在的，所以集中反映理学理论特色的范畴，最根本的还是理、气、性、心四个。从唐宋儒家复兴运动开始，理学的发展尽管涉及到众多的领域和不同的学术主张，但其中心不离一个性字。这个观点，是近年来宋明理学研究中十分难得和颇有创新的主张。
与此相关，结合作者的典型分析，由儒家复性而来的“性无善恶”说主要不是一个道德论的命题，而是一个本体论的命题。宋初儒家学者在与佛教学者的双向互动中，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揭示北宋中期性论的发展，归纳为“性无善恶”、“性善恶混”、“生之谓性”三大理论进路，三说之间虽有明显的区别，但其共同点是都不认同性善论的指向和重新解释“性善”。这不但对中国学术发展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在社会层面引起了长期的思考与震动。不同的理学派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性范畴及其相关命题来做他们的文章的。在相互的争辩中，性与气、与理的相互整合所构成的张、程两系，成为了北宋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此之后，从胡安国到胡宏的湖湘学术群体的兴起及胡宏以性为本的性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则预示着道南学派的发展是以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创立为自己的归属的。由此将性学的成立作为两宋学术转接的成果和标志的看法颇为新颖。
作者为理学的分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宋明理学不论分为几系，实际上都有一个暗含的前提，那就是已经存在一个作为整体或母体的“理学”，从而才谈得上“分”的问题。但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在长期以来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作者却能从宋明理学形成的机制着眼，思考原本被认知为不同学派的濂学、洛学、关学、先天学等等，为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被概括成为整体的“理学”，并将其他的儒家派别剥离出去？换言之，是什么时候开始了理学的分系？作者认为，理学派别的划分，是在理学家们自觉归纳出“理学”的整体、新儒学取代和超越传统儒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时出现的，其标志便是胡宏总结北宋学术而将北宋五子的学术群体及其成果集中概括起来之时。由胡宏呼唤天命“全体”开始的理学整体意识，在理学各家的争辩之中，逐步营造出一种立足本派而综合其他各家的学术发展氛围。这个观点是独到而精辟的。
作者认为提出性学与道学（程朱理学）、心学、气学这四系的意义，在于弥补两大三系说或漏掉性学或否定气学的不足，以便更准确恰当地反映和解释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发展。性学与其他三家，可以说既是相互争胜、又是共济互发的关系。《四系说》作者基于他对胡宏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将“性”范畴和“性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枢纽和主干，从而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四系说的新观点，即在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之外再加胡宏的性本论。我认为，这一新观点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是作者深入研究、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比附依傍而提出的新说。
四系成立的关键在于性学一系的独立价值，而性学的师徒传承在南宋后期便颇有不继，如何看待其对后来理学的影响便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学术传承不一定限制于严格的师徒关系，前后学术的关联也可以视为松散型的传承关系，元明清学者对湖湘性学的继承，多半便属于这一种情形。如此严密型与松散型学术传承的两类划分和他着重阐发的松散型的学术思想传承，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性学学术传延不衰的观点。这从方法上说虽然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新意识和学术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