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帝安・克拉尔。
日前德国斯图加特地方法院作出裁决，批准提前释放激进组织“红色旅”领导人克里斯帝安・克拉尔。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克拉尔
令德国胆战心惊的“红色旅”
1968年，整个德国掀起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3月德国保守党控制的媒体封锁了学生被枪杀的消息，致使矛盾激化。4月身为大学生的巴德尔和女友恩斯林纵火将法兰克福的两个百货公司烧为灰烬，造成70万马克的损失。两天后他们两人被警方逮捕。后来巴德尔成功越狱，并在《883》杂志上宣布，出逃日1970年5月14日为“红色旅”的成立日。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和一名摄影师，他们中间只有一名为工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接受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的军事训练，并在当时的西德境内展开了一系列纵火、爆炸等恐怖行动。1972年，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巴德尔、恩斯林为首的11名“红色旅”元老判处了徒刑。在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里，“红色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其首脑人物就是有“血腥杀手”之称的克拉尔和德国“最危险的女人”莫恩豪普特。他们在1977年继续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
1977年的4月7日早上，德国联邦法院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乘坐自己的专车前往位于卡尔斯鲁厄市的联邦检察署上班。车上有布巴克、司机和一名工作人员。当车子停在一红灯路口时，两个头戴橄榄绿头盔的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赶上来，其中一人端起手中的冲锋枪向布巴克乘坐的奔驰车连发15发子弹。车上3人当场死亡。“红色旅”随即宣布，布巴克遭枪击是该组织所为。9月5日“红色旅”袭击了原西德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被恐怖分子绑架。几天后，德国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色旅”为施莱尔拍的照片：他身着睡衣，头发蓬乱，一脸倦容。手上拿着的一块牌子写到：红色旅的俘虏。在施莱尔被绑架的44天中，德国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在当时首都波恩的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装甲车。10月13日，与“红色旅”结盟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汉莎公司的飞机，飞机上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宣称，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施坦海姆的“红色旅”成员，他们就要处死手里的人质。5天之后，一支德国特种部队成功地冲进飞机，制服了恐怖分子。“红色旅”在押的第一代领导听到了这一消息后集体自杀。而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这段日子被以“德意志之秋”载入史册。
1972年5月12日，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署遭红色旅恐怖袭击多人受伤。
“红色旅”放弃恐怖主义回归理性社会
针对“红色旅”的恐怖行动，由施密特领导的联邦政府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政府坚决拒绝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强力部门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同时进一步严格了对恐怖活动相关的法律。但严厉的打击措施并没有完全压制住红色旅的恐怖行动，从1986年到1991年，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政商要人均被“红色旅”以残暴手段杀害。进入90年代后，德国政府开始反思这种以暴制暴政策，原德国情报局局长、后来的德国外长金克尔提出“和解”理论，政府开始向社会上的恐怖分子释出善意。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纷争开始退居次要位置，“红色旅”成员也开始对其过去20多年的恐怖行为进行反思。1992年初，“红色旅”通过法新社驻德国分社向社会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将放弃武装斗争的手段。1998年，德国“红色旅”正式宣布解散。“红色旅”放弃恐怖主义，回归理性社会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以暴制暴绝非良策，只有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然后形成政府与恐怖分子在根源问题上的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红色旅”：特殊时代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西方各国进入经济和技术高速发展的“富裕社会”阶段，从物质匮乏时代进入了生产过剩的消费时代。然而在这一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最富足的年轻一代，并不因为物质的丰盈而满足，却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文化变革运动在美国、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出现。各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彼此呼应。运动本身带有十分鲜明的反对现代社会的色彩。原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行为准则、生活态度、生活内容，甚至举止行为和基本价值观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批判。
1967年，西德学生运动广泛开展并逐渐进入高潮。德国学运领袖走向了三种极端：著名学生领袖苯尼迪特出生于德法犹太人家庭，是巴黎最激进的学生领袖，在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到德国法兰克福，他与后来成为德国外长的菲舍尔成为德国激进团体的代表人物，但是后来两人扬弃了极左的路线，转而进入议会政治，成为德国社会著名的政治家。另一部分青年则把矛头指向了文化和生活领域，把文化和道德的等级制当作了革命对象。他们成立了群居公社，强调共识不分等级。最著名的“一号公社”率先在柏林成立，著名女摄影模特奥伯迈尔的加入，使“一号公社”名声大振，她与公社内不同男性的恋情使“一号公社”变成性解放的根据地。而那些企图用更激烈行动改变社会的学生则采取了极端暴力形式，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令联邦德国社会惊恐不安的恐怖谋杀绑架事件，共有34人无辜丧命。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至今一提起上世纪“60-70年代”，还会在许多西方人心中激起强烈的感情冲动。
道德与法律的天平
提前释放一名“血债累累”的恐怖分子在德国社会各界引起激烈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从道德的立场上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一名前恐怖分子在毫无悔罪表现的情况下获得释放有悖情理。受害人家属布巴克的儿子表示，一名重刑犯在毫无悔罪表现的情况下提前获释，令他感到非常不安。巴伐利亚内政部长也强调，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也是案犯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为了抗议斯图加特法院做出的裁决，当年被劫持飞机的副驾驶员维也托尔写信给德国联邦总统科勒，表示对此决定的失望和愤慨，并决定退回联邦十字奖章。后者在恐怖分子将飞行员打死后，独自一人驾驶飞机安全着落，为此他获得了联邦十字奖章。
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罪犯也同样有权力保留做人的尊严，在满足特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自由地度过余生。法律界人士表示，是否有悔罪表现，并不是提前获释的前提条件。悔罪态度是无法强迫的。发自内心的悔恨是不能强迫出来的，克拉尔结束最低刑期后，有权提前获释。社会学家库希勒强调说：将那些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罪犯永远排斥在社会之外，这与我们人类尊严的理念相违背。德国《世界报》一署名文章称，一个强大而有自信的国家必须能够原谅它的敌人。原谅敌人属于德国强势宪法和民主的内容。
1977年4月7日，红色旅成员精心策划，杀死了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和他的随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