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所说的：“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这里虽然讲的是目录之学对承传学术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学科体系建设之于学科发展的作用而言。从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学科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自我界定和清晰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中有它相应的位置，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有配套的建制，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那么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它才有可能继往开来，哪怕将来老辈凋零，学术之火也能得以传承。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有些高校的文献专业或古籍所有被归并或裁撤之虞；而随着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的离退，许多单位又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我想这与古文献学专业的社会认同度不够、人才贮备不足以及古文献学科在整个文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不太明确都有一定的关系。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重建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提一点个人的建议。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古文献学可以说是中国最根本的学问，是古代学术的根底；而学科体系的概念，则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因此我们在重建古文献学学科体系时，既要借鉴西方的学术分类方法，同时又要很注意避免用现代西方的学科体系来肢解中国古代的学术。
总之，王宏理教授的《古文献学新论》在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方面，确实是出新之作。书中对时下古典文献学研究现状的批评也是中肯之言，值得文献工作者们深思。我想读者在通读此书之后一定也会有同感并从中获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