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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理论武装

2008-12-25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受访人: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采访人:本报高级记者倪迅

有个外国政治家曾经问过一位中国理论家:“你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几千万党员的大国、大党,行动为什么那么一致?”

那位中国理论家回答:“我们靠的是学习,是理论武装,我们的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

这位理论家,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

记者:记得几年前,我在文章中写到“理论武装”四个字,有人说“理论怎么‘武装’?”在当时对这个新说法,不理解也不足为怪。“理论武装”,在改革开放30年中是一件大事,当年它是怎么被提出来、又如何启动和开展的呢?

郑必坚,四川富顺人,1932年出生,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现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著有《郑必坚论集》、《郑必坚自选集》、《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思考的历程》等著作。

郑必坚:那要追溯到党的十四大。那次党代表大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之一,就是提出了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而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要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统一思想,指导各方面工作。

十四大第一次提出“理论武装”这个问题,有很不寻常的历史背景,也有很不寻常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党已经认识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新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既有振奋又有困惑,迫切需要思想理论武装。

记得我在1993年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讲过这一问题。在那个讲话中,我曾经把“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简化为“理论武装”。

记者:根据您讲的能不能作这样的理解,改革开放这个创新的时代,包括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需要理论武装,这是我们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

郑必坚:是的,我们在新时期的理论建设就包括这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理论创新,二是理论武装,两者相辅相成,推动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从邓小平理论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三次理论创新,三次理论武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不断发展。

记者:这三次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您都亲历了。在您的记忆中,哪些事难以忘怀?

郑必坚:有许多事都不能忘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有幸参加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的全过程。

记者:我看过1993年10月您给英国作家韩素英女士的信。在那封信中,您说:“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的高度评价和期望,并对您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眼光表示钦佩。”您还告诉她:“快要出版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将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以新的巨大推动。”这里说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是不是邓选三卷?为什么您认为这部文选的出版将会起到“巨大推动”的作用?

郑必坚:不错,就是邓小平的第三卷文选。在这部文选出版后,中央决定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学习这部文选。当时,也有人提出为什么要编辑出版这部文选的问题。我回答说:“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提出来了,拿什么作教材呢?最好的教材当然是小平同志自己的著作。这样,尽快编辑和出版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成为全党强烈的呼声。”

记者:刚才您说到有幸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参加了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工作,请您讲讲那段经历。

郑必坚:是的。十四大开完之后,小平同志办公室的王瑞林同志同我商量编辑邓选第三卷的事。不久,正式通知,决定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工作由我和龚育之、逄先知三位同志负责,组成一个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若干同志的精干的编辑组。

从1992年12月14日起,我们三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初选出来的稿子,进行认真的比较和挑选,提出进一步补充收集的要求,并且着手对选出来的篇目进行文字整理。这些篇目,有三类情况:一类是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讲话和谈话;一类是未曾公开发表、但在党内不同范围印发过的;还有一类是在党内很小范围内的谈话,没有印发过,只有记录稿(这些大多是邓办陆续提供的)。对于已经发表过的文稿,如何整理,我们拿不大稳。于是,列了一部分选出的篇目,挑出不同类型的几篇,试作整理。对已经发表过的篇目,或完全不动,或基本不动,报送小平同志,听听他的意见。

1993年5月4日,小平同志的意见回来了。他说,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他还说,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

记者: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对自己的文稿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郑必坚:根据小平同志这个指示,我们重新整理了三篇不同情况的文稿,在忠实于原意的前提下,作了较多的文字整理,并根据原始记录恢复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同时删去一些过于具体的东西,送小平同志审阅。为此,我们三人给小平同志写了第一次报告。

5月26日上午,小平同志看完了那几篇整理稿说,这三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并且说,还可以放手一点嘛!

有了这个回音,我们就放心了,也放手了。按此方针,我们又接着依时间顺序整理了八篇。6月9日,就这八篇文稿的情况和其中需要请示的几个问题,给小平同志写了第二次报告。6月11日,小平同志把这八篇整理稿一口气读完,表示都满意,说,可以,就这么干。

记者:在编辑过程中有没有较大的修改?修改时有没有考虑向读者作必要的说明?

郑必坚:有些文稿作了重要补充和重新整理。比如,1982年10月14日同宋平等同志的谈话,原已收入小册子公开发表过,这次我们发现,同年7月26日小平同志同宋平等同志还有一次内容相近的谈话,有些重要论述,特别是讲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我们把这些内容补充到10月14日的文稿中去,在题注中作了说明。这篇文章经过补充,又删去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显得分量更重,文字更精炼。

记者:在编辑过程中,小平同志有些什么指示?

郑必坚:很多很多。比如,7月7日,小平同志看完我们的第三批送审稿,说了几点意见:(一)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二)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三)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四)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

又比如,8月17日他读完第八批送审稿后,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8月24日读完整理稿后,小平同志说,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9月3日审完最后一批整理稿,小平同志很高兴,说了四个字:“大功告成!”并且说:结尾不错!这是指南方谈话也即全书的最后一段话:“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记者:从小平同志这些指示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和境界,他们心中想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局和我们事业的未来,让我们敬佩和感动!

郑必坚:是的。许多文稿是同中央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第一次公开发表。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深受中国人民崇敬的老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和执著。比如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编辑工作完成以后,当时小平同志说:“算完成了一件事”。还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也就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我们大家都会清楚地理解,小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卷,中心意思就在这里。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说起过,那时是大热天,房间里又没有空调,你们汗流浃背,光着膀子干活,还连续加班加点。你们的精神也是十分可贵的。

郑必坚:真正值得敬仰的是小平同志。像他这样一位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以89岁的高龄,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的理论著作,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这种情形,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罕见的吧!

1997年初,小平同志病危,不久与世长辞。准备治丧的期间,中央又把我和龚育之、逄先知召集起来起草悼词等。这篇悼词高度地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他的思想、业绩和风范。其中用了小平同志不见于邓选的两段话,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段是小平同志复出时,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的一段话:“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为这段话,香港一家报纸专门发了一篇评论。还有一段是小平同志1981年为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在悼词中写道,“他的光辉的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上面那两段话,在《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都收录了。小平同志指导我们编邓选时的许多指示,《年谱》都发表了。正如您所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和境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记者:您在前面说,理论武装最好的教材是小平同志自己的著作。听了您的回忆,我深深地感到,小平同志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武装最好的教材,不仅在于它的思想理论内容,而且在于小平同志本人是这些思想理论的身体力行者,因此我们学习这样的著作,就会感到有说服力,有感染力。

郑必坚:正是这样。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第三卷的亲历,使我感慨万分,受益匪浅。他说这部著作“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还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应该牢记。我们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地开展理论武装工作,就是为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动摇、不转向,敢创新、敢拼搏,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真正值得敬仰的是小平同志。像他这样一位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以89岁的高龄,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的理论著作,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这种情形,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罕见的吧!――郑必坚

采访后记

采访完毕,郑必坚一再叮嘱我:理论武装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做的工作,千万不要突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我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像邓小平同志这样的政治家,当然,也离不开像郑必坚这样的一批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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