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起着直接和最终的制约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由短缺经济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变为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投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居民消费需求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居民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投资需求和总需求。从中长期看,没有居民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需求和GDP的波动,并往往滞后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是由于消费者总是力图维持大体不变的消费水平。由于GDP的波动主要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波动的综合结果,所以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
二、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即居民消费倾向。前者在总量上影响消费支出的增长,后者在存量上影响消费支出的增长。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居民消费,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我国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国家财政偏向经济建设的倾向,使得国民收入中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份额较高而居民收入所占份额较低,且呈下降趋势。据测算,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由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源泉,居民总收入份额下降必然在总量上制约消费支出的增长。
――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严重滞后,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包”的体制,但由于相应的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导致消费倾向下降。
三、宏观调控应着力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劳动报酬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实现的,但政府的作用仍不可或缺。一是要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调整工资指导线;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二是降低企业的税赋负担,通过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实行轻赋薄税、藏富于民的战略。三是政府要加强对劳动者职业培训的组织和支持,通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水平。
――通过再分配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中央财政应更多着眼于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大幅度增加工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等措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支农惠农政策以及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转移就业等手段,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以本次扩大内需政策为契机,改变长期存在的国家财政偏向经济建设的倾向,奉行以关注民生和民众福利提高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建设理念,加大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如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先后两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期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高潮期。在1965年的联邦财政支出中,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25%。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社会福利的支出大幅增长。1934-1936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一般会计预算的比重仅为0.6%,到1977年达到了20%。我国始于1998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建设,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例很小。1998年至2000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约为4%。当前,我国已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应使财政投资向城乡社会保险、公共教育及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大力倾斜,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在消费上的后顾之忧。
（执笔人：许永兵何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