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被誉为“京剧新秀”的我在上海舞台上初露头角,受到广大观众赞扬。但我并不满足,我算了笔账:在600多人的上海京剧院我一年只能演六七场戏,到退休也演不满200场,上海的舞台是有限的,但是全国却有广阔的“大舞台”。我下决心走出上海,走向全国,当时全国有336个京剧团,我尝试与外地京剧团合作演出传统京剧。
1982年8月17日,我与安徽省蚌埠市京剧团在蚌埠剧场演出全部《玉堂春》,这是我走出上海的第一场演出。当天剧场满座,两边走廊也站了不少观众。盛暑高温,场内只有几架电扇,加上舞台灯光的灼烤,我穿着戏装,连演了近三个小时,演到《三堂会审》,我一阵头晕恶心,牙齿将嘴唇咬出了血,跪着40分钟坚持唱完这折戏,一下场就中暑晕倒,后边的戏不能上场了。大家赶紧把我送往医院抢救,很多观众久久不肯散去,直到我苏醒过来才离开,还有观众不断到医院来慰问探望。这场“没有演完的戏”,我终生难忘。我深感:有这样多的京剧观众爱看我的戏,我就是拼命也要把戏演好,永远当个“人民演员”。休息三天后,我又在一个月中坚持演出17场《玉堂春》。1983年4月,我与蚌埠市京剧团去安徽淮北矿区和怀远农村送戏23场,原先不太爱看京剧的淮北矿工反响热烈,一些怀远农民特意进县城住店看戏,小县城掀起了多年罕见的“京剧热”。接着,我又到黑龙江,与牡丹江市京剧团合作演出27场,观众达到了3万多人次。
我走的这条路受到了领导重视和报刊热情宣传。《光明日报》1983年1月刊登有关消息,还发表了评论,肯定了我的做法。1984年4月7日和1987年7月30日,《光明日报》两次头版头条报道,指出:采用个人承包、合作演出,开拓艺术实践,群众欢迎,国家、剧团和个人收入都增加,改革精神受到文化部领导肯定。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同志亲笔写信给我:“你勇于戏曲改革,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正确的。”我先后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京剧团合作,主演50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央、文化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多次赞扬过我,朱?基同志曾两次观看我的演出,称赞我勇于改革的闯劲和艺术上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我把舞台放在人民群众中间,每年都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演出80场以上。从上海市重点工程工地到淮南、大屯煤矿、贵州磷矿、梅山冶金公司,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安徽抗洪前线,我都不计报酬,努力演戏。我的演出场地有时很大,可以容纳成千上万观众,有时也很小,小到只有几个平方米,观众只有一个。一位老戏迷患晚期食道癌,弥留之际想听京剧,我闻讯后赶到医院的病床前为他连唱三段,满足了老人最后的心愿。1995年,我与笛子演奏家陆春龄老师发起组织了慰问福利院、敬老院的演出,至今已坚持十余年。我的做法,被称为“孙爱珍道路”,《中国京剧》杂志曾发表长文《值得珍视的“孙爱珍现象”》。
祖国处处有我的艺术知音。新疆维吾尔族观众看了我的演出后说:“京剧亚克西”;吉林临江县朝鲜族观众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戏,高兴地说:“尤恩各云旱司米达(京剧好)”;云南边防部队指战员列队迎送,井冈山观众燃起鞭炮。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中国京剧院协演,当我在北京演出个人专场时,座无虚席,1400位京剧迷踏雪前来观看……
是改革开放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更大的舞台,我要在祖国的大舞台上继续努力为人民演出。
人物小传:孙爱珍,上海京剧院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有《贵妃醉酒》、《红娘》、《玉堂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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