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转折点,就那么一厘米
三十年前,中国走过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多么新鲜而陌生的前景。中国开始一场巨变,而我,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只是因为“一厘米”。
那是1978年夏天的事。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人命运中充满矛盾的时期。此前,我在陕西延安插队,在军马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
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这个悲剧很快被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我读书时,数理化学得好,但快三十的人了,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录取。
我忽略了的这一厘米,不知为什么,近三十年来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那时,如果那一厘米不存在了,我今天会怎样呢?自行车骑得再快一厘米,一切都提前下课了。若是骑得慢一点,那树只是吓我一跳,不伤毫毛呢?我去机关上班,走进办公室点上一支烟以后……今天的叶延滨在想什么呢?
“我们不培养诗人!”
我一进大学,几乎全校都知道我是个“诗人”。这事还要从高考说起。
那年的高考我在各门考试里,语文考得最差,六十多分。当年的作文题是将一篇文章删节到六百字,我一看这题目,高兴坏了。当了多年的新闻报道员,天天干的就是这活。几分钟勾勾划划,完了,也没数,凭经验差不多。交了卷。成绩公布后,才考了六十几分,不服气,要求查卷,查卷的结果是,作文题扣了十几分。我才知道,省招生办请了一个学校的学生来数这六百字,规定多一个字,扣一分。我那篇比六百字多了十几个字,冤不冤!这哪是考语文,这是考算术嘛。心里不服,心里也打鼓,语文压了底,录取老师也许就会不要了?当年还有个规定,“有特长的可以优先”,急不择路,我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几十首诗歌订成一本,作为“特长”交给了招生办公室。这下子好了,当我走进广播学院的时候,都知道这一届有个写诗的学生了。系主任杨田春在迎新讲话的时候说:“我们是新闻系,我们培养记者、培养编辑、我们不培养诗人,也不培养作家。”系主任是想明确指出专业方向,但这句话让所有的同学把目光丢在我脸上。我想:“谁是诗人了?你才是呢!”
很快我融入了大学生活,被选为学生党支部书记。文艺编辑专业的种种“事件”让校方关注到我们这批新生。比如说,何劲草是我党一位著名党史专家的儿子,他的入党转正申请让学校某领导大为生气,申请书的大意是,经过“文革”,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下降了,所以作为一个有志青年要加入共产党,为党争光。“太狂妄了!”老领导生气,我悄声替同学说:“这是事实嘛!”“是事实也不能这么写!错在四人帮,不是党!”各种争论此起彼伏――从政治口号到穿喇叭裤,从国家大事到学科建设。
我们这个班,我是党支部书记,班长上学前当过乡干部,团支书是部队里的连级“四个兜”,全班有一半同学的年龄都比刚从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岁数大。记得我为她写的一首《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发表后,在学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首诗不长,快三十年了,它记录下的历史还会让人感动吗?“她,腼腆而文静,/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满脸胡茬的我喊她:“老师!”/她竟低下头,害羞地蹭着鞋跟。//她,实在是太年轻,/和我翘鼻子的小妹一样的年龄。/啊,妹妹遇到头疼的事情,还只会朝妈妈噘起嘴唇,/她却甚至要领导“妈妈学生”――/第一次点名“贾英!”/“请假了,她孩子得了病……”/哄笑声差点掀翻水泥屋顶。/――还是姑娘的班主任啊,/该笑?该恼?还是该脸红?/啊,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学,/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颠倒了年龄和身份。/弄乱了经历和学问。//课堂上她面对这样的学生――/客气的,手心捏着单词本。/淘气的,画着老师的发型。/因为她虽有大学的文凭,――却是文革的“工农兵”。/泪水,打湿了讲稿:《现代作家和诗人艾青》/不,老师,我该理解你,同代人啊同样的命运!//你每月四十元工资,/我是二十元助学金/但面对我们贫困的祖国,/你瘦削的肩上担着双重的责任/啊,贫困,我们贫困的民族,/有一个贫困熬出来的传统――/当多病而羸弱的母亲/再也不能为孩子弯下腰身,/她未出嫁的女儿啊/就撑持起一个苦斗的家庭/――送哥哥出征!/――抚弟弟成人!//为战胜所有的贫困我们在苦斗啊,/老师,你比我多五年的资本――/五年?一个总理可以制定一个复兴的计划。/五年!你将证明你是具有民族之魂的女性。”这首诗发表后,首先是我的班主任激动地向我表达了她“想不到”的感动,后来在老师中传看,再后来,我陆续发表了《729――我的学生证号》、《带月票的大学生》、《北京,我的二平方米》等表现大学生活的诗歌,我在学校里也就被公认是个诗人了。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就是我在校期间为合唱团写的校园组歌中的一首。
在这段时期,我开始在《诗刊》等杂志较多地发表诗歌,1980年9月号发表了呼吁改革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前的6月号头题发表了我直接写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组诗歌发表后,严文井先生的夫人,时任《诗刊》作品组长的康志强大姐,给我写信说:“叶延滨,我们领导看了你最近在刊物上发的诗,想见见你,你抽空来一下吧。”这次见面,是第一次与著名的诗人谈话。与我谈话的领导,说话很直率:“你写诗有五、六年了吧,我看这一两年你是开了点窍,怎么开窍的?说说看。”我也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也直率坦言:“没想过,我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好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回到学校后不久,收到了《诗刊》寄来的通知,让我在暑假期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我心想:“没回答好领导的问题,有麻烦了。”
就这样,我怀着忐忑心情参加了这个“青年学习会”,这就是在当代诗坛影响深远的《诗刊》第一届“青春诗会”。
让诗坛变得年轻的“青春诗会”
“青年诗作者学习会”从1980年的7月20日到8月21日就在《诗刊》举办,为了方便就说大家承认的说法“第一届青春诗会”吧。《诗刊》当年在虎坊路甲15号,那时还是一个大院,没楼,都是平房。参加学习会的青年诗人多数就住在编辑部的院内,少数家就在北京的人还“走读”。小平房,木板床,八月暑天吱吱叫的夏蝉,都让人怀念。吃饭是在旁边的京剧团食堂搭伙,买饭票和剧团的人一起排队打饭。生活简单,同时也就像一个单位的人,领导、编辑和学员,共同生活了一个月,这是八十年代最可喜也最典型的文学氛围。
这十七个青年诗人,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1973年她写了一本叙事诗《兰珍子》,在西安开会时认识了她。当年我被借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领导就布置任务:“延滨,给梅绍静约稿,请她给我们写点诗。”让编辑部约稿的诗人,多大的面子啊。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听说是顾城,心想“这是个名人啊!”不过送稿的阵势,好像是家长送孩子上学,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进来出去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心里想:“这天才还是个孩子,没长大。”
其他的诗人,都是新朋友,高伐林、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他们结婚时,给我寄来一张糖纸,让我为此写了一首诗。后来我毕业实习时,采访王小妮的节目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广播节目报要登照片,王小妮的照片领导没通过,因为是“留着长长的直发,也不梳起来!”这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梁小斌是岁数较小的,总是做出沉思状,好像哲学家。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让我察觉到顾城骄傲后面的一丝孩子气。岁数较大的张学梦和杨牧脸上都蚀刻下了岁月的风雨。才树莲这个农村孩子比她的诗还朴实,而性格张扬的常荣一看就是个老北京人。陈所巨是从桐城来的诗人,重情份,多少年来,每年都给我寄茶叶“桐城小花”,可惜今天他已辞世,去年他的文集出版,我专程到安徽参加他的文集发布会,他是青春诗会这棵树上的第一片落叶。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不像今天能写几句诗就自称诗人甚至“著名”,与会的青年诗人有的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但还是认真地界定为“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
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但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并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在诗坛活动了十五年,直到1995年我调进《诗刊》任副主编,这是后话。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创作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个发言得到了《诗刊》领导的认可,那位领导听完我的发言后说:“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及格。”今年在湖南举办的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首届青春诗会是青春的聚会,也是青春的节日,除了改稿讨论,还组织我们游长城,看十三陵,逛颐和园,最后在北戴河海滨度过了五天难忘的时光。
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成果,1980年10月号《诗刊》以“青春诗会”为总栏目发表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同时,发表了艾青讲课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这一期成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专号,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诗坛极大的轰动。我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是《干妈》,写的是我插队中与一位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感情经历,这首当时标为叙事组诗的作品,第二年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歌奖。不久我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应该说,发表这首诗之后,我被诗坛承认,从此在诗坛活动了近三十年时间,在《星星》诗刊工作了十二年,从编辑做到主编,在《诗刊》工作了十三年,从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做到主编。有幸在两个重要的诗歌刊物工作,为诗歌服务了二十五年,这是诗歌给予我的光荣,也是我对诗歌的感恩回报。
十多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我的传记小册子《感谢生活》。说真话,我感谢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感谢生活给予我的机遇串起了命运链条。如果没有那“一厘米”我不可能重上大学;如果我上大学不再坚持写诗,我不可能参加“青春诗会”;如果没有青春诗会这个平台,我的《干妈》不会问世;如果没有《干妈》的获奖和随后发生的一切,我不会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回望青春,想说的太多,就让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吧。这是1980年10月号发表《干妈》前的一段“诗人自白”。这也是青春诗会的首创――诗人在自己作品前写一段感言。“小时候,我梦想过当一名将军,一名学者,一名船长,却从来没有想过作一个诗人,其原因,倒不完全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很低。生活击碎梦,人不能靠梦活着,哪怕很美……我希望,每个人都热爱世界,热爱生活;我希望我们能够相爱,至少也应互相尊重;我希望万一有某种力量挑动我们互相仇恨,谁也不要拿起武器对准人民!于是,我写诗……”
就这样,我迈入了诗坛,也迈进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迎接着生活赐予的欢乐与痛苦……
――写于2008年12月
叶延滨当代诗人、散文家、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1948年生于哈尔滨,1950年随父母南下到武汉,1952年进四川,1968年中学毕业后,曾插队当农民、牧工、仓库保管员、新闻报道员等。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1982年起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12年。1995年调《诗刊》杂志工作至今。迄今出版诗集等各种文学著作38种。
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部分青年诗人与老诗人在十三陵合影。前排左起：徐晓鹤、高伐林、梁小斌、邹荻帆、严辰、蔡其矫、徐敬亚、陈所巨、顾城，后排左起：孙武军、张学梦、叶延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