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特别关注的丹尼尔・帕特里克曾经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通常的社会语境中对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政治理念的正确性,而是文化理念的正确性。艺术作品在政治上的正确是容易达到的一种生产规格,它保证的只是一部艺术作品的出生底线,而文化的正确则是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它指向的是艺术作品的精神境界。对于一部艺术作品来说,判断其文化境界的高低并不是像判断其政治意识的对错那样直接明了,判断其文化意识的对错也不像判断美学意义上的美丑那样可以在感性的层面上直接领悟。许多作品在政治与美学视野内是合理的,而在文化批评的视野内则不尽合理。
在美学研究的视野内,对于艺术作品风格论的评述使批评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艺术语言的表现方式上;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对于艺术作品时间维度的考察使批评更关注同一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内的纵向比较,而对于艺术作品中潜在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的评价,并没有确立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建构中国独特的文化批评话语体系,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视野内展开对于艺术作品的批评。
而对于任何一部主流电影,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它在叙事情节上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美学风格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不能够将影片情节的可信、性格的鲜明、艺术的完美作为创作的全部要求。我们必须要关照该作品中所传播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理念,体现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塑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形象?这些都有赖于文化批评标准的真正确立才能得到普遍意义上的解决。《功夫》表面上看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动作电影,他的导演、主演、动作导演都是中国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但是其主要的摄制资金却来自于美国哥伦比亚(亚洲制作)影片公司,它的行销策略和商业诉求不可能不考虑到中国之外的市场需求,为此,数字技术的大量运用与喜剧化的包装风格,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术在电影中的外部表现形态与内在文化神韵,中国武术演变成了一种变幻之术、魔幻之术。尽管影片的明星效应和类型优势使其取得了高额的经济回报,但影片对于中国武术的展示显然已经被电影的商业诉求所左右,即便就是与同类的谐趣武侠电影《醉拳》、《太极张三丰》相比,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上《功夫》对中国武术的阐释依然不能尽如人意。
不论是作为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产业,还是一种面对中国大众的艺术形式,我们都不应当把我们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参照系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对立起来。我们的主流商业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把残酷的杀戮结局置放在中国传统节日上,使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变成了一场凶险恐怖的杀人恶梦。被杀害的无数士兵与被践踏的万顷菊花使人们看不到任何正义与人性的光芒,包括中药在影片的叙事情节中也逐渐演绎成精心调制的杀人毒药,这些情节如何设置还有待于商榷。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内,一部主流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能够因为其在文学上合乎角色的性格逻辑,就可以任意设计人物的行为。人物的动作必须要考虑到影片的文化旨向,这就是说,人物性格的合理性并不能取代艺术作品在文化上的合理性,我们的批评视线不能只停留在人物性格分析的层面上。比如《集结号》这部影片,作者不论怎样表现谷子地率真乃至鲁莽的个性和解放军将士勇猛的精神,都不能推衍出他可以在战场上容许自己的战士去枪杀俘虏。特别是在这样一部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影片中,更不应当出现解放军将士开枪击毙俘虏的情景,就像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面不应当有苏军女战士用高射机枪打死跳伞的德国飞行员的情节一样,这种情节设置其实已经伤到了整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仅仅从美学、从历史、从性格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影片,可能根本就扫描不到这些层面的文化问题,而文化批评的视野在这种意义上恰恰能够弥补传统批评的盲区。
我们所要确立的艺术批评的文化标准,是一种以文化价值观为参照系、以文化精神取向为基准的艺术评价原则。文化批评的职能并不是完成一般意义上对于艺术作品民族风格的确认,而是通过对于艺术作品叙事情节的读解来指认作品内在的文化意义,并为不同的艺术批评体系建构一种文化的视阈和参照系,以此来判断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使对文化精神与文化意义的分析贯穿于整个艺术批评的活动之中,进而在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中确立一个文化的分析与评价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