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幸福理论第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浙江财经学院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幸福与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朱成全认为,传统的“物质利益至上”的经济学观会诱发一系列“竭泽而渔”的经济行为,收入和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陈惠雄认为,物产丰富与经济增长对人类具有工具价值意义,经济社会发展应始终围绕国民快乐幸福原则,按国民需要层次变化修正与拓展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发展;围绕国民快乐幸福需要进行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劳动保障、收入分配、公共财政政策的调整。应把最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生活作为我们立法与道德的基础。他认为倡导快乐幸福的终极价值理念,为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目标与实践方向。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提出,要深化相关研究,高度关注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GDP最初是对福利有贡献的,到了一定的门槛贡献就相对减弱了。生态门槛是指GDP增长的空间已受到生态的限制,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正在透支后代的生态资源。他建议从宏观微观方面区别分析快乐问题,建立统一的快乐科学范式,同时把“幸福与快乐”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变为可检验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快乐幸福论是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潮,明天也许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但他同时表示,快乐是人追求的很重要的一个选项,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一生去找寻意义,但不应该只是快乐,而应高于快乐。快乐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因此,需要反思现代人类的发展路径,探寻人类行为的本质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傅红春认为,中庸之道是达成幸福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在追求幸福最大化的路径上,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方式与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方式是有区别的。中国路径的“适度知足”可行,但“无欲”不可行,“适度的节欲”是好的,“过度的节欲”则会降低“满足”,降低个人的幸福感。由此,傅红春教授指出,“中庸之道,即美国路径和中国路径的调和,才能达到幸福的最大化。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应该在中国路径和美国路径两个方向上求得边际效率相等。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徐中民认为,忽略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会削弱有效决策的能力,因此要重视人文因素。他重点分析了人文因素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认识到人地关系中人文因素对水资源的重要作用,并将人文因素导入到水资源管理中。
浙江财经学院的吴静教授、吴丽民博士分别汇报了其所在团队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群的快乐状况的实证研究,并再一次证实,经济的发展与幸福感的增进并非完全同步,人类的发展模式应该适时调整,但究竟如何调适,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董永茂教授对国民幸福感测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建议在政府的社会经济统计内容中增加国民幸福感时间总量指标,并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本次研讨会是继2007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首次快乐幸福理论研讨会后的又一次专题研讨。陈惠雄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事快乐与幸福理论研究,并于1988年出版了《快乐论》,与会者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好评,同时就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人类行动演化的实践和发展规律进行了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