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头1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它是从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这一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1.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惊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同志已经作了精辟的总结,认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则在于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以后的几次著名的哲学论争,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都作了重新评价。而陈晏清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一书,则对“文革”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全面的清算。
2.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的轴心,甚至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也是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经典命题的形式展开的,“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架构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
在认识论研究成为热点之时,价值论研究也开始兴起。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1980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是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王玉?的《价值哲学》(1989)、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著作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自觉建构。
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有三个论域，即价值本质论、评价论和价值观，前两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而价值观研究尽管一直是热点之一，却大多停留于应用层面，至今没有出版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此外，价值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价值论的定位问题：它究竟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一种哲学形态？还有学者提出哲学应该从“拟科学”走向“拟价值”，即所谓“价值论转向”。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恢复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经过众多学者的齐心协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虽然该书内容只讲到斯大林为止,但基本上建立起了该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各高校又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教材,而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黄?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0余年方告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其作者多达57人,几乎囊括了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全部专家学者。本书以其规模大、质量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整体水平的代表作。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的,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虽然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教材不计其数,但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互相雷同,并无特色和新意。
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且形成了互有差异的几种不同观点。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实践、主体性和价值等问题的凸显,有学者明确提出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传统教科书体系改革已成为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不能容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述。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陈晏清、王南?、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一部多次修订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四版开始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做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为代表。但是如何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改变,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至今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还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其中。“这场争论在人道主义史中形成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即在总结历史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区分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或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人道原则,即人人平等的原则;一是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观。这种区分导致人学学科在中国诞生”。(黄楠森)
“问题意识”的凸显和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实际是从“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迅速兴起;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思考趋向哲学研究的前台。
1.“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学者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孙正聿)。研究者普遍感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在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问题的方式上,即在如何把时代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上仍有分歧,但主张哲学研究应该面向时代问题,则是基本一致的。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社会转型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环境问题、利益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价值冲突、精神生产、文化比较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的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交往方式变迁与社会进步,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2.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而是指以某个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1)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般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2)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蕴涵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理论界也日益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整体宏观的综合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人学的学科定位,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到2001年正式成立,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
(3)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文化冲突的发生,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全国范围的“文化热”,90年代以后又兴起传统文化热。哲学界也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文化哲学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问题,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
3.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或根本性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对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的把握,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入。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原来只是在哲学原理的绪论中出现的关于“哲学本身”的简略概述,开始有了系统的专门研究,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或“哲学导论”之类的课程。
学者们指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但是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它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改变了哲学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总之,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破除了人们以往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对于在当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1.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论坛自创设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第一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二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第三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第四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第五届论坛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第六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七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第八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得到关注的主题,它既是上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继续,又是90年代后期马克思哲学观反思的深化。
作为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热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不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本体论变革或存在论转换意义上,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了当代性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歧很大的焦点性问题之一。近年来,这一问题又得到了新的开掘。学者们致力于从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意义上来阐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们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中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一方面,争论双方都可以从经典文本中找到依据,由此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另一方面,争论双方在“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哲学历史和学理的根基,从而使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无谓之争。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对“本体论”的词源、汉译和学术流变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从而提高了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准。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意义,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马克思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课题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开始积极地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外,主要还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等。
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的名义下进行,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现在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清理了马克思文本的刊布情况及其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分辨了文本研究的不同类型。其二,尝试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当然,相比马克思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
3.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
现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焦点的问题是如何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日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当然,从任务的提出到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研究路径的分化和范式转换的前景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之下,围绕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又逐渐分化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部门)哲学。每个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从业者,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可以预见,以上几个方向的研究都会在分化、整合、转型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今后也都会在不同的层面取得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主张或方案,诸如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等等,但都很难形成共识。回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现在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依托于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或者说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四种:
(1)“文本式”进路。主张“语境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
(2)“对话式”进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沟通与对话,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3)“形态式”进路。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研究纲领,关注的重点是“开新”和“创新”,即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4)“问题式”进路。认为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
在我们看来,以上几种研究进路都很难单独成为新的研究范式。一种比较成熟或可行的研究范式,必须至少是其中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30年,既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也是人才涌现最多的时期,同时还是对外学术交流开展最为频繁和最有成效的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来建设且学术水平稳步提高的时期。虽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尚存在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化程度不高、社会影响力不足等弱点,但只要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敢于并善于汇集人民的智慧,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业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