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运河南北贯通后，徽商相机而动，凭借地利之便，最先进入京杭运河区域。地处运河最南端的杭州是丝织业中心、木材集散地，又是两浙盐业经营中心，徽州的丝绸商、木商、盐商在这里拥有极大势力；运河之滨的商业都会苏州，也是徽商最早的云集地，他们在该地的米、布、茶、木、丝绸、颜料等行业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扬州是运河区域最繁盛的商业都市，徽商在此称雄一方，主要经营两淮盐业；淮安是黄河、运河、淮河交汇之处，是运河沿线重要的商业枢纽，徽商与山西商人一起垄断了这里的盐、布经营；地处漕运咽喉的临清，明朝中后期成为徽商在北方的大本营，以致有“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五杂俎》卷14）之说。运河最北段的京师，徽商也是趋之若鹜，到明末来京经营的徽州人已达万余，清代北京的徽商会馆有36所。
明初，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山西商人通过运粮到边镇换取盐引进而销售食盐获得厚利，势力迅速崛起。他们与陕西商人一道，大量向淮浙地区移居，靠近两淮盐场的扬州成为山陕商帮麇集之地。杭州、苏州等运河重镇寄居着难以计数的山陕商人，以至于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此设立“商籍”，以解决山陕商人子弟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困难。入清以后，山陕商人在南方的势力有所减弱，但在北方，特别是运河沿线，则仍处于独执市场牛耳的地位。北京、通州、天津、德州、临清、聊城、张秋、济宁、台儿庄等，到处都有山陕商帮建立的会馆。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北京的山陕商人会馆多达71所。
江西商帮素以人数众多、吃苦耐劳、活动范围广泛著称，在运河区域到处都有他们的商号和会馆。明代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记载者有41所，其中江西商人会馆14所，占34%，居各省之冠。在运河南段的苏州，江西商帮的势力也很强盛，嘉庆年间重修会馆时，有11种行业的各类商户101家参与捐资。江西商人把临清作为运销瓷器的重镇，瓷器铺在明代多达20余家，清代亦有10余家。
山东本是孔孟之乡，重农抑商的观念比较浓厚，但是，在商品流通和外地商人商帮的带动与刺激下，山东商帮逐渐崛起，并雄居四方。明代，胶东商人经常到临清贩货，青州、烟台的商人则汇集到济宁参与药材转售。清代，在北京，山东商人完全掌控了估衣、饭庄、绸缎等行业；在天津，山东商人多经营绸布、饭馆、茶叶、皮货等行业；在一个小小的盛泽镇上就有济宁商人建起的济宁会馆和金龙四大王庙，所用工匠及砖瓦木料皆从山东老家运来。
福建商帮本以海上贸易为主，随着明清两朝海禁政策的逐步实施与加强，许多人转而向内地发展。万历年间，福建八府的商帮都在苏州建立了会馆。雍正时苏州最喧嚣的阊门南濠一带，有万余福建人经营糖茶、布匹、珠宝、香料，纸张等。山东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峄县等地也多建有福建商人建立的天后宫、妈祖庙。
洞庭商帮是形成于江苏省太湖洞庭山的商人集团，因其南北转毂，随处设肆，故有“钻天洞庭”之称。洞庭商人起初是在附近的苏州、松江、嘉兴和湖州等城市和江南星罗棋布的市镇，以经营花果和粮食起家，以后逐渐扩大到丝绸、布匹、刻书印书等，贸易范围也日趋北上，长江以北的运河沿线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明代中后期，洞庭商人中的翁氏、席氏、葛氏、叶氏等家族以山东运河沿岸最大的商埠――临清为中心，开展南北布匹贸易和经营典当业长达40年之久。至今临清舍利塔内碑文中仍保存有修塔时席氏捐资人的姓名。
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商帮借此有利条件，大做国际贸易和长途贩运批发生意，一方面到全国各省收购货物运回广州出口，一方面将广州进口的洋货贩销内地。其中部分商人到运河沿线的嘉兴、杭州、苏州、松江、天津等地贩运棉花、色布、白糖、谷米、铁器等，并到处设立会馆。
宁波商帮和龙游商帮是浙江商人的骨干力量，以经营纸张、书籍、丝绸、绒线、银楼、成衣、竹木、桐油、药材、海货为主。这两个商帮虽然不大，却以勇于吃苦冒险、贸易无弗届远的品格享誉商界，行商坐贩遍布全国。在运河沿线的杭州、常熟、苏州、济宁、聊城、临清、天津、北京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商铺和会馆公所，其中尤以苏州、天津、北京最为密集。此外，两湖、河南、辽东等地的商人商帮也在京杭运河区域留下了许多转贩营销的踪迹。
各地商帮借助运河交通的便利和市场网络的完善，腾挪展转，多方经营，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也给中国东部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生机与活力，推进了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首先，促进了各地物资的大流通。明代，江南是全国的纺织业中心，其产品行销各地。而北方广大地区棉花种植虽已普及，棉纺织业却不发达，在各地商帮的运营下，形成了“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阅世编》卷7）的流通格局。每年秋季各地商人纷纷来到盛产棉花的直隶河间、广平，山东东昌、兖州等地大量收购棉花，运销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将江南所产棉布北销山东、直隶、秦晋乃至辽东、蒙古。明清两代，商人们经由运河北销的大宗商品有棉布、丝绸、茶叶、纸张、瓷器、铁器、粮食、食盐、竹木等，经由运河南下的有棉花、大豆、米麦、花生、梨枣、食盐、烟叶、油、麻等。这种全国范围的商品大流通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带来了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其次，加强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商人在外经商，为了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往往结交官府士绅，兴办义举善事，参与地方公益活动。这些活动有效地拉近了客商与当地社会的距离，消弭了因不同地域、不同风俗造成的文化隔阂。遍布各地的商人会馆，既是客商的休憩宴飨之所和联乡谊、祀鬼神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结交地方、联络社会的最佳场合。会馆演戏等活动也带动了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京杭运河区域文化的兴盛。
第三，推动了运河区域社会发展的进程。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将运河区域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等卷入了市场流通领域，由此也带来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工商业城镇的繁荣、世情民风的变化。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区域是中国东部的一条经济繁荣带、文化兴盛带、城镇隆起带和人才流动带。无疑，在如此剧烈的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中，商人商帮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运河沿岸的山陕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