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2008年的长篇小说在对生活现实的观照与审视上,较之以往普遍表现出求新与求深的努力,因此,许多传统题材的写作,或在现实的“面”上
都市红尘: 激流、漩流与暗流
2008年间跟都市有关的长篇小说,较之以往明显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都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家们经过对于所处都市的长期体验与观察,对于都市生活有了自己的体味与把握,也有事可写,有话要说。因此,当下都市在长篇小说里的文学折射,也呈现出异常多样的丰富性。
徐坤《八月狂想曲》以北京奥运为背景,反映凇洲市在协办奥运的场馆建设中的矛盾与斗争,因为故事的场景,人物的舞台均为当下都市,因而也完全可以当作都市小说来看。有意味的是,作品的许多篇幅,都放在了场馆方案的设计与建设的内部较量,以及“东方地平线”方案的获胜与建设的艰难过程。正是在这种暗礁处处,暗流涌动的情势之中,以黎曙光为代表的年轻建筑设计师,以旷乃兴为代表的新锐城市管理者,更显示出了其为美好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拼搏精神与灼人光彩。奥运场馆的筹划与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点如果还让人颇感意外的话,那么,黎曙光、旷乃兴等人的系于“东方地平线”的理想一定实现,就应该是笃定无疑的。因为他们的念想与“狂想”,顺应着时势,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理念与时代的需求凝为了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成功与时代的进步,是互为动力又互为标识的。
如果说《八月狂想曲》切入的是当下都市的生活激流的话,那么,裴蓓的《南漂》,阎真的《因为女人》,七堇年的《澜本嫁衣》等作品,瞄取的大致是都市生活的漩流与暗流,揭示了这种潮涌潮动对都市人特别是都市女性的影响与约制。
裴蓓的《南漂》以一同到南方打拼生活的陈珊和康嘉薇的不同遭际,写出了不同性情的一对好友的分道扬镳,更揭示了“向上爬”的欲望对康嘉薇的支撑与戕害。康嘉薇从一无所有到身价倍增,又从有权有钱到遍体鳞伤,真是把欲望的双刃剑性表露无遗了。作品在表象上是在写人如何更好地把持自己的欲望,实际上又在透示“种因得果”,顺其自然的人生哲理。在康嘉薇的最终得不偿失,陈姗的终获美满爱情的各自命运转折中,作者把她自己的人生臧否表露得再也清楚不过,那就是人生重在守诚,人性重在本真,而这也确实激人反思,促人自省。
《因为女人》所写的柳依依由追求理想爱情逐步陷入滥爱的故事,显然是意在通过“弃良为妾”这样一个命运个案,来达到对欲望化都市和物质化社会的批判目的的。作品里让人感到意外的,一个是柳依依作为女大学生,属于知识型的青年女性,她的情感迷失让人在痛惜之余会格外反思欲望的诱惑力与杀伤力;另一个是柳依依的下滑与堕落过程,顺风顺水,自然而然,而且她自己也顺水推舟,甚至沉浸其中。这种下坠的快乐和放纵的快慰,让人更是为之瞠目和惊异。欲望化社会的诱惑力与迷惑性是如何地巨大,又如何地无形,柳依依的故事可谓在不露声色中表现得触目惊心。作者阎真对于时代,对于都市,对于女性的种种忧思,都凝结于作品,这使《因为女人》由女性进入而又超越了女人,而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性意义。
“80后”女作者七堇年的长篇新作《澜本嫁衣》,也是以当下都市为背景,为一位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吟唱挽歌。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叶知秋,先是生不逢时――作为母亲叶青一夜情的产儿,从不知生父是谁,尔后又被继父强暴,被母亲当作累赘送走。成年之后,由于寻求爱情,受制于无良的康以明;因为自挣学费,从业余吧女变成了职业妓女;而康以明把她当成利用的工具,风月场的人们把她当成手中的玩物,这些由钱欲、色欲交汇而织就的一张大网,首先网住了她,然后又使她成为所有的人肆意榨取的对象。由此,作品写出了面对欲望的诱惑与捕捉,人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人性脆弱。“哀莫大于心死”,叶知秋用她短促而迷乱的一生演绎了这一说法,而这种演绎又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决绝?
阎连科的《风雅颂》和邱华栋的《教授》,均以高校教授为作品主角,实际上也可归到都市写作来进行观察。这不仅因为高校本来就是都市的一个重要构成,而且因为他们所写到的高校与教授,本身也是在欲望化都市的漩涡里苦苦挣扎。《风雅颂》里的“我”――杨副教授,真是“不知问题出在了哪儿”,先是妻子赵茹萍暗中跟管科研的副校长搞到了一起,随后便是夫妻之间的心理战,与副校长的遭遇战,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研究《诗经》的学术书稿《风雅之颂》,又被赵茹萍公然剽窃,而这一切的背后,既有名与利的争夺,又有权与色的交易,远非一个夫妻失和与家庭矛盾所能概括。欲望化的暗潮如何渗透到社会的细胞,使一个教授家庭风雨飘摇,使一个知识分子无可奈何,《风雅颂》的揭示可以说既很悲情,也很无情。相比之下,《教授》更侧重于从“新阶层”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生活的光怪陆离,以及教授们置身其中的悄然变异。作品通过文学教授“我”来打量经济学教授赵亮的生活,又通过赵亮的婚姻变异,来折射社会生活的激烈变动。作品最终揭示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与物质的富裕相对应的,是精神上的失落;与欲望的膨胀相联系的,是心灵上的煎熬。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动,在给人们带来表象上愉悦的同时,还造成了内在的人生困惑。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既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又刺痛着人们的内心。
乡土现实:官场风云与官人变异
2008年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给人们影响深刻的,是凸凹的《玄武》,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忽培元的《雪祭》等,而这些作品既以农村基层权力的运作现状为重心,又在具体表现中各有不同的侧重与意趣,总体上看,可以说表现了作家们对于乡土现实复杂情状与隐含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深切忧思。
《玄武》可看作是以50年历史为背景,以京西农村为场景的一轴乡村变迁画卷。其中,对中国乡村基层权力的运作内幕的深刻揭悉,十分令人触目惊心;对乡村农人精神从萎缩到自信的成长的细切刻画,尤为令人起恭起敬。霸道的村长王立平与无告的老农万明全的在长期较力中的此消彼长,生动揭示了农民精神力量的增长与增强,这是比增产和增收更为重要的收获,因为它意味着普通农民在人生中的自立与自强。于此,作品把50年农村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也揭示无遗。
《农民帝国》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背景,以农民中的能人郭存先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农村生活起伏跌宕的变化,更入木三分地解析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与扭曲。在生活贫穷得难以糊口时,郭存先从一个普通农民做起,因改革开放的时势,使得郭家店一时之间几近“富可敌国”。“暴富”的过程使郭存先渐渐地忘乎所以,他把郭家店当成了郭氏“帝国”,而自己则是这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于是,壮剧开始向悲剧切换,最终使自己和整个“帝国”走向了毁灭。没权是草根,有权是枭雄;掌管权利就草菅人命,权欲膨胀便目无一切。郭存先的人性变异,有他作为一个农民的自身的性格局限的因素,更有农村基层权力因缺少制约,很容易使掌权者随心所欲的原因。作品于此,也显现出了自己的深刻意蕴。
《雪祭》的主角,是新任古关县委书记的丁坚,他所面对的问题,既有农村面貌的贫穷落后和难以改变,又有以县长陈武才、镇长陈大勇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以权谋私。他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只能团结干部,依靠群众。小说通过丁坚面临的矛盾及其从下到上的化解,把农村现实中的问题锁定在干群关系的改善上,这应该说是触摸到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而通过丁坚这个党的优秀基层干部形象的劳作,又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基层工作中提高执政水平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切中时弊的,由此也显现出作者的眼光、魄力与见识。
史事演绎:命运围城与人生突围
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历史题材,那就既应包括远历史――古代到清末,又应包括近历史――近代到现代。而用这种放大了的题材尺度来看长篇小说写作,属于历史题材范围的作品,几乎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输于现实题材的写作,是长篇小说中硕果累累、成果甚丰的一个重要领域。
历史题材在2008年,表现同样可圈可点。饶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品在写历史生活时,普遍瞄准的是历史中的个人,关注的是一定的历史与一定的个人的连带关系,在历史场景的艺术复现中,凸显人之命运,拷问人之情性,给冰冷的历史赋以温热的人性。
党益民的《石羊里的西夏》,在外战与内战、兵战与心战的立体画卷之中,向人们诉说着西夏民族的历史劫难及其背后的诸多隐秘,作品特别由一些有志向又有血性的铁血男女,歌赞了悲情历史中的悲壮英雄和闪光人性。这里边最为耀眼的,当数统军德仁。这个辅佐了几位君王的人杰,正直为人,忠心保国,为西夏的生死存亡无私无偏地拼搏着、奋斗着,直到生命与国运的最后一息。这个集将相之才于一身的人杰,置身于西夏这个争权夺利的错乱的大棋盘,栖身于三国这个争霸逞强的错综的大棋局,什么都无法实现,什么都不能改变,无力回天的他,只能随着日薄西山的西夏一同灭亡。德仁这个英才的个人的不幸与西夏的不幸,就这样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让人们为造化与人、时世与人的命运关联而慨叹,而唏嘘。
凌力的《北方佳人》,由两位女性人物为主角,如泣如诉地向人们诉说几被湮没的北元汗廷的历史。作品的一对女主角洪高娃和萨木儿,是草原上美若天仙的绝代佳人,又是雍容华贵的王妃、公主。但她们生活在苍凉的荒漠和落后的部落,使得她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作为族群的一员,只好随着战事的成败,被首领们夺来抢去,在历史的旋涡中起落浮沉。而她们作为几代王妃皇后,又以她们的方式影响着那段历史。她们的人生经历苦难而奇特,当过弃妇,做过俘虏,,受过鞭打,甚至只能以烤田鼠为食;但她们坚定的意志、饱满的感情,乃至炽热的欲望,都始终没有改变。她们俩是姑嫂,是密友,却又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家族。当一人成为失败者时,另一人总是不计后果地拼死相救。作品抒写了她们相互之间的友情,她们对于子女的母爱,正是这种情感的不时释发,使得她们虽经常处于委屈、凄凉与苦难之中,却不断焕发出了圣洁、正直的精神与热烈、坦荡的激情。作品在“夺天下易,治天下难”的慨叹中,更多地书写了优秀女性被战乱裹挟的悲剧人生,因为这种悲剧系连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命运,又更多地带有了一种历史的宿命,让人为之扼腕,为之震撼。
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属于近历史写作。作品以一种力透纸背的英雄之气和悲慨情怀,表现了蒙古族老军人乌力图古拉与其几个儿子的人生坎坷与内在冲突,讲述了人们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由受他人种种影响到自我追寻精神依托的艰难过程。在乌力一家这个军人家庭里,英雄之气一以贯之,但却始终存在着浓浓的火药味,这是因为乌力图古拉的子女们,个个都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都在与他们的父亲作对。而在这种反叛与作对之中,又表现了子女们尤其是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这两个儿子的探求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他们不愿意借助于父母一代的功劳与苦劳,也不满足于父母一辈对于英雄,关于人生的既有看法,他们要凭靠自己的努力再闯天下,也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重构人生。世上本无“神”,有“神”也在自身。这是乌力家族第二代人的可喜觉悟,也是整个民族的难能觉醒。伴随着这种个人的、家族的精神寻找,小说别具一格地描绘出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两代人的命运与心路,也充分表现作家自己在艺术创作上对自我精神世界和精神本体的追问与追寻。
新异事象:独特意蕴中的主体意向
2008年有一些长篇作品,既以其题材上的超越性让你无法归类,又以其意蕴上的独特性,让你难以忘怀。这些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是新异的,所塑造的人物是奇特的,而作者更在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之中,十分突出地体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与主体意向,这无论在作家的个人创作进取上,还是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发展上,都以程度不同而又各有千秋的艺术突破,格外地豁人耳目和引人关注。
这里首先要说到的是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在多鹤这个战后流落东北的十六岁日本少女身上,纠合了太多的苦难,又聚集了不少的奇遇。就是在这样的奇特人物,怪异故事和复杂关系中,作者写出了由张俭、小环和多鹤共同演绎的寓非常于日常的跨国家事。这里既有普通人对战争后果的默默承受,又有危难之时不同民族的平民之间的相互扶助;还有命运相连的人们在情感上的彼此依存。作品中的三位主角,个个都堪称个性坚韧,秉性贤良。这样的难人之事和感人之人,以及它暗含的不同民族的人们完全可能和谐相处的意蕴,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出于作者某种理念的艺术想象,但这想象把奇崛化合于生活,比较好地做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把诸多看似矛盾的因素的有意糅合和恣意混合起来,使得作品充满了一种特有的张力和引人的魅力。作品里的主要人物石陀,生活在木城这个现代都市里,却格外地眷恋土地,系念乡土。这个乡土文明倡导者的种种努力并未在木城引起什么回响,而来自草儿洼的天柱这个农民工的把361块城市草坪“换上麦苗”的一时之误,却在木城激起了滔天巨浪。这样的歪打正着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演绎。在石陀这个文人的失常和天柱这个粗人的失误的相互连缀的故事里,作者赵本夫在作品表里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意蕴与理念,那就是对于“无土”的后果的揭示,对于“恋土”的努力的歌赞。
毕飞宇的《推拿》,由一个推拿店、几个按摩师入手,渐渐展开盲人按摩师独特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作品的出新之处,不只是写了在文学和小说作品中很少得到反映的盲人的生活,还在于作者本着对盲人极大的尊重与理解,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并以自己诚挚的内心、智慧的叙事,去真切地体味和还原这一部分人群丰富而细腻的心灵世界,写出了这一特殊群落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野心、狂想与颓唐等。在毕飞宇的笔下,盲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心理世界和生活态度,是那样的有趣有味,有声有色,真正做到了“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
赵德发的《双手合十》主写汉传佛教,这可能是当代有关佛教题材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首先把僧人还原为“人”,写他们的情感、欲求、向往、追求,乃至在物质社会的的困惑与迷思;其次又写他们的“出离”与“超拔”。作品的要义,不仅在于它涉及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颇显陌生乃至神秘的宗教领域,而且还在于由此展开的对人性与人生、对生命与存在的反思与质询。
颜歌的《五月女王》,也相当出色地演绎了这个“80后”作者的奇特艺术想象,她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寄寓于乡间女孩袁青山的莫名悲剧。作品最让人为之心酸的,是几次写到袁青山在梦中梦见了妈妈时流出的说不清是什么含义的泪水;还有就是为了让张沛能宽容自己,接纳自己,她小心翼翼,不顾冷遇,那份乞求的心情,期盼的神情,已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所能承受的,所该付出的。还没长成大人,就被归入了“另类”,还没走入社会,就被判定了“多余”;而这个“多余”的“另类”,为了个体的生存,为了生命的苟活,竟是那么地步履维艰,那么地含辛茹苦,这到底是这个人有病,还是这个世界有病?当这个绝大的问题由袁青山的命运悲剧异常尖锐地提出来之后,作品也因而有了让人思索不尽的意味。
长篇小说发表与出版的数量,现在每年都稳定在1200部左右。如此庞大的规模与丰繁的品类,绝对超出了个人的阅读所及与评说能力。因此,这样的年度综评,就论及的长篇而言,只能泛泛而谈;而更多未予提及的作品,自然更加遗憾。也因而,对于年度长篇小说的全面了解,还需要从更多的渠道获取相关信息,比如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一些作品的研讨报道与纪要,年度长篇小说的评选与排行,等等。而这些不同形式的点评、会评、综评与奖评,实际上也在互补着,互动着,实现着不同层面与视角的共同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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