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领奖台，我只感觉自己实现了一个农民很多年来的一个梦想。”2009年1月13日，翟延举在青岛流亭机场通过手机接受采访时说。3分钟后，她关闭手机，登上了从青岛飞往海南的航班，继续
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科学家，三个角色，赋予她温婉、质朴、智慧，这就是一个农民女科学家的三位一体。
科学家翟延举
1981年7月，因为严重的神经衰弱，20岁的翟延举含泪放弃了高考的机会，回到家乡山东掖县西由后邓村（现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后邓村）务农。“当时感觉很不甘心。”回忆起那一刻，翟延举依然无法掩饰失落和惆怅。那个时候，掖县一中共有10个毕业班，其中有6个是重点班，每个班50多人。高考时，她们班一共有3人落榜，她却连“落榜”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高考。她的成绩当时在重点班里处于中上游，“完全有把握考上大学”。
回乡之后，翟延举最大的心愿就是学以致用。那时的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枯燥的务农生活中，她寻找着人生机遇。没过多久，她就找到了。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在为‘掖单2号’制种。因为种质优良，一斤‘掖单2号’玉米种可以卖到两块多钱，而普通的玉米种只能卖7毛钱。”翟延举说，这个发现，让她的人生目标一下子明朗了起来。“我的一生一共立了两次志。第一次是在学生时代，第二次则是在毕业务农后。”翟延举说。
莱州市是全国著名的玉米良种之乡，尤其是在西由乡，几乎村村都在搞育种。那时，“掖单”系列玉米良种就已经播洒全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翟延举很快就凭借她“优秀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进入当地一所有名的实验站，主攻肥料实验和玉米栽培技术。凭借扎实的知识和刻苦的精神，翟延举很快就成了实验站的技术骨干，并于1991年开始接触最核心的玉米育种技术。4年后，翟延举从实验站辞职，加盟姐夫邓茂金成立的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担任金海作物研究所所长，全权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和育种实验。那时，金海公司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源都很单薄，最关键的是，还没有自己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种，只能靠培育销售其他品牌的玉米品种来勉强维持资金链，“感觉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
“当时感觉还是不甘心。要想实现突破，必须有自己的玉米品种。”翟延举说。因为气候的原因，北方一年只能育一季种，而海南则可育三季。为了缩短研究周期，她背井离乡、远下海南，在海南农村租种了17亩良田。1年后，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金海1号”培育成功；9年后，翟延举研究出的第5个“金海”系品种“金海5号”，以亩产1146.74公斤的成绩,创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13年后，翟延举凭借“金海5号”走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媒体给予她的称号是“最会种玉米的农民女科学家”。
农民翟延举
“我在掖县一中时的很多同班同学，现在都非常有出息。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城市，还有一些在国外。”翟延举很愿意跟别人谈起她高中时的同学。虽然她现在的成就不逊色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她依然对自己没能圆的大学梦牵念不已，对那些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昔日同学由衷尊敬。从内心里，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
2009年1月7日，翟延举飞抵北京，准备领奖。一位北京记者在采访她时夸她穿的羊毛衫漂亮时尚，翟延举很不好意思，腼腆地告诉记者那是女儿带她去买的，她从来没穿过那么高档时尚的衣服。“其实我还有另一句话没好意思说，我穿上这件羊毛衫，感觉全身不自在，还是穿那些钻玉米地的工作服更舒服。”手机那头的翟延举笑着说。
“平时做实验，几乎整天都泡在玉米地里，根本不可能去穿什么漂亮衣裳。往往是两套工作服轮流穿一年，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讲究。”翟延举自认为对穿着打扮的品位很差，是典型的“农民眼光”，而且，她也没有时间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就算是走亲访友，也顶多到大集上去买件衣裳穿，一年买不了一两回，每套都不超过100块。”
翟延举没念过大学，但她手下却有两个博士研究生和3个本科毕业生。她只让他们从事比较轻松的实验室工作，而核心的育种工作，还是她带领原班人马在做，这些人，大多都是些只有初中学历的“地道农民”。
“不是为了技术保密。”翟延举说。
翟延举告诉记者，育种是整个流程中最辛苦的环节，除了要长期驻守海南偏远山村之外，更是要常年进行野外作业。要日复一日地在玉米田里观察实验、记录数据；天气越热，越是要到田里去套袋；越是刮风下雨，越是要到田里去，把刮落的套袋捡起来，重新套好。在育种的关键时期，翟延举会一天24小时守在田里,就地搭个窝棚住。一则要观察实验，二则也要看住玉米，不要被水牛吃掉。“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就是在过刀耕火种的野人生活，这样的艰苦，不是‘地道的农民’，是很难忍受的。”翟延举说，她在选择核心科研团队成员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吃苦耐劳”。
“那时，别说是大学生，就是高中生，都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翟延举没有想到今天她的团队里能有博士生，所以她很珍惜他们，生怕太艰苦的工作会把他们吓走。“我们太需要这些高级技术人才了，所以我格外尊重他们的意愿。”翟延举说。
“我的知识面很窄，很多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不成体系，根本当不得‘科学家’这样一个称号。”翟延举一再说。她说，她之所以得到了今天的成功，更多是来自于她对育种事业的一种痴狂，一种热爱，一个丰收的梦想；更重要的，还是她身上最朴素的农民品质：放得下身架，吃得了苦。
女人翟延举
“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不合格的。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
1986年，还在实验站的翟延举就开始了她的候鸟式生活，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是生活在海南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中。此后的每一年春节，翟延举都是在那里度过。除夕夜，陪伴她的只有她从莱州带到海南的6人科研团队和海南特产大个头蚊虫。她年迈的父母、孤独的丈夫和一双可爱的女儿只能在关山万里之外，与她举杯饮相思。
父母和丈夫都能理解她，也很支持她。但一双年幼的女儿却因为她常年不在身边，跟她有了很深的隔阂。每次回家，两个女儿都会远远地、怯怯地看着她，仿佛看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现在，翟延举的大女儿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择业；二女儿也升入高三，面临高考。在两个女儿的人生最关键时刻，翟延举依然没有时间陪她们、帮她们。
“她们都喜欢父亲，而不太喜欢跟我接触。”手机那头，翟延举略带忧伤地说。
在同事李晓林眼中，翟延举的两个女儿孤独而懂事。“琳晶11岁的时候，个头刚高过灶台不多，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李晓林说。琳晶是翟延举的大女儿，现在在中国农大烟台校区念大学。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模糊；等年龄大一些后，她开始尝试着走进母亲的事业、母亲的生活，尝试着去理解母亲。
2002年7月，翟延举的丈夫徐殿臣从原单位下岗后也加盟到金海种业，工作压力骤大，还要经常出差，两个女儿从此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活，东家吃一顿，西家住一晚。直到现在，两个女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作为母亲，翟延举没有给她们洗过一次衣服。
小女儿玮捷读小学时，就被送进了城区一所寄宿制双语学校。在那里，虽然衣食无忧，但孩子却更加孤独。邻村李红梅的孩子也在那所学校读书。每个周末，李红梅都会像其他家长一样到学校去探望孩子，给孩子送去换洗衣物和零食。那个时候，玮捷总会孤独地倚在窗前，默默看着窗外的校园，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不会来。
“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一种性格：出来了，就很少想家，就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不过孩子们可能会想妈妈，她们……”手机那头的女人翟延举突然失语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翟延举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玉米田里，终于“种”出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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