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风险管理理论为我们抵御风险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武器，但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忽视社会各成分能力的成长。这一点在“能促型国家”理论的观照下显得很突出。“能促型国家”理论是美国社会政策专家内尔・吉尔伯特教授提出的,它强调政府不单是服务于社会的，而且应当促进各个社会成分能力的成长。现有风险管理理论忽视社会各成分具有的潜能，把它们看做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第二，忽略人类抵御风险的潜能。无数事例表明，人类具有抵御风险的巨大潜能，对它的激发和强化，会在极大程度上降低风险损失，也降低抵御风险的成本。反观现有风险管理理论，其思维方式是见物不见人，忽略人类自身这一潜能。这无疑需要改变。第三，忽略人类社会抵御风险的传统资源。人类社会抵御风险的文化源远流长，这方面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例如调整生活预期、互助网络等。我们需要发掘这方面的传统资源。
社会抗逆力概念：由来和要旨
“抗逆力”这个词来源于物理学和数学，最初用于描述一种物质或系统变形后回复到平衡状态的能力。心理学引入这个概念，用以描述生活在高危环境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乃至成人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抗压能力。
社会抗逆力概念，是将心理学抗逆力的概念引入风险管理领域，为其注入社会文化的内涵而得出的。社会抗逆力是指整个社会机体抵御风险、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损失以及修复风险损害的能力。其基本观点是，抵御风险既需要物质性资源，也需要非物质性资源。而就后者而言，人类抵御风险的潜能是巨大的，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的抗逆力资源也是丰富的。人类社会可以通过能力促进的路径，通过社会各成分的积极参与来更好地抵御风险。社会抗逆力概念的提出，意在进行文化的、制度的建构，调动起社会每个细胞、每个系统抵御风险的潜在能力，分散风险，分散承担风险的主体，以少投入、多收益的原则来进行风险管理。而在知识论上，它是把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抵御风险的机制理性化、概念化。
社会各主体抗逆力及其提升
社会抗逆力概念的内涵包括社会各主体的抗逆力和支持它们的社会抗逆力机制两个方面。社会抗逆力理论首先认为，社会各主体均有抗逆力，这些主体包括个人、家庭、组织、社会、政府、全球等。我们要致力于这一能力的提升。
第一，个人抗逆力。其表现为具有应变能力，自信，自强，在环境变化时能够重新定位自我，进行个人目标的重建。提升个人抗逆力，可以借助的资源包括文化、教育和智力。
第二，家庭抗逆力。家庭是生活的基础单位，是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抗逆力的表现，其一是能够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适家庭经济活动、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其二是具有及时化解由风险引起的家庭成员间紧张关系的能力，具有增进家庭成员凝聚力的文化手段，对于风险带来的冲击（家庭地位的下降、经济活动的下向变化、消费的紧缩）持开放乐观态度。提升家庭抗逆力可以借助的资源有：1、重视家庭的传统，越是前工业社会，这一传统越具有重要价值；2、政府的支持性家庭政策，特别关注低收入等脆弱家庭（社会安全网）；3、社会网络：邻里、亲属、朋友网络、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可以向家庭提供物质、信息、情感的支持；4、社区：社区具有活力，对于家庭需求回应具有敏感快捷性，服务递送具有有效性、可及性。
第三，组织抗逆力。指受到风险波及的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应变适应能力。在管理理念上，可汲取权变理论的合理因素。权变理论要求管理者根据组织的具体条件及其面临的外部环境，采取相应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法，灵活处理各项具体管理业务。在管理模式上，可以汲取危机管理理论的营养，并将这种管理机制整合进日常管理制度之中，使其常态化。
第四，社会抗逆力。社会抗逆力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有生动的体现：举国之力的动员能力，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和社会重建的速度等，都对之做出了最好说明。为了提升社会抗逆力，需要从五方面努力：其一，建构“社会团结”的制度基础。其二，建构公民、组织利益诉求和协调的渠道。其三，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的能力。其四，进行价值观导引。其五，期望值管理。
第五，政府抗逆力。一般来说，政府抗逆力的内涵和政府能力相类。除了胡鞍钢和王绍光强调的国家/政府的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濡化能力而外，针对应对风险的特殊要求，政府还需要强化自己的如下能力：（1）预见能力。（2）风险响应的敏捷性和有效性。（3）社会动员能力。（4）高效的信息传播渠道。（5）帮助家庭和个人应对风险带来的收入损失与消费下降。
第六，全球的社会抗逆力。现代风险具有跨边界性。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放大了风险的后果，因此，应对全球风险需要全球的合作。我们要发挥现有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全球的对话、协商机制，将风险管理的内容和抗逆力的培植注入这些组织的活动理念之中。我们要利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及资源分配的激励作用，特别注意对脆弱群体社会抗逆力的培育和支持。
社会抗逆力机制
社会各主体的抗逆力需要有相关社会机制的支持。这一机制可称之为社会抗逆力机制。社会抗逆力机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信息沟通、教育、传统资源的激活和重构。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实力的发展、经济结构合理以及经济的多样性。
社会建设。这里的社会建设包括：1、社会体制的伦理基础、普惠式社会保障制度；2、社会上下各组织细胞具有抗逆力，公民社会得到发育发展；3、风险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正规化、系统化、专业化，包括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4、管理战略的完备性、预见性、可操作性和无缝隙性；5、有发达细密的网络式横向协调沟通渠道，可以及时传播沟通信息。
信息沟通。在风险管理中，为了形成面对风险的适应性的行为，以及适应性的组织体系和具体技术，信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资源。通过信息沟通，不但可以形成面对风险最为必需的共享知识，而且对于救灾物资的合理流通，不造成新的资源浪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学校是价值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应当把应对风险的知识、合理态度、行为原则纳入教育体系，包括编写教材、制定教学大纲、纳入课程计划，乃至进行演习。要从小培养孩子的个人抗逆力。
传统资源的现代重构。抵御风险的传统资源可以分为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两种。文化资源指应对风险的价值体系，在这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艰苦磨砺中有丰富的积淀；组织资源，指之前存在的组织网络和关系，它们是迅速动员应急管理和对灾难幸存者进行支持活动的关键。在中国，传统上家族、亲戚、邻里、同乡、同学、朋友、同行，都含有重要的抵御风险的资源（物质的、劳务的、精神的，等等），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需要重视这些传统资源，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重构，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社会抗逆力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社会抗逆力概念的提出，为风险管理理论注入了新质。它以能力促进的思维，开辟了抵御风险的新资源。现有的风险管理理论希望尽量在源头上消解风险源，因而对于脆弱性现象的扫描有浓厚的兴趣；但在风险难以预知的情况下，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抗逆力重在增强对于风险的“社会免疫力”，即社会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它以拓宽抗风险资源为特点，汲取善治、能促型国家的理论营养，强调了制度和文化在抵御风险中的重要性，并且注重人类传统的抗风险基因，因而为开辟抗风险资源打开了新的空间。这一新质的注入，改变了社会风险与抗风险资源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也改变了风险管理理论中各要素的结构性关系。因此，社会抗逆力概念的提出，是对风险管理理论的创新。
社会抗逆力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它提出了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思想，即主张把抵御风险的重心从注重“资财投入”转向“资财投入”和“文化制度建设”并重，在成本计算上是一种较低成本、较高收益的理论。在当今的金融危机之下，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