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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片时期更应以剧作为本

2009-02-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式宪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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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的视听奇观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仿佛为电影艺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然而,作为其落地生根的基础――文学性却常常被忽视。在产业化进程中如何让艺术和产业和谐发展、共促繁荣,依然是文艺理论界以及许多观众热议的话题。本期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共同的观点――

中国式大片在忽略文学属性的状态之下大跳“独脚之舞”多年,让其在市场上毁誉参半。让人欣慰的是,近期上映的《梅兰芳》、《叶问》等在真实人物基础上创作而成,以尊重历史为前提的大片终于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肯定,这也让探究后大片时期的创作观念及文学价值在这个时候更加必要。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当代世界电影产业较量的一个焦点就是大片的博弈。从《英雄》、《功夫》、《神话》、《无极》到《赤壁》等大片问世,标示了中国/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这些华语大片的优势在于:为中国电影产业化领航,扛起了商业巨片之旗而抗衡好莱坞,提升了我们民族电影在全球主流市场里的竞争力,其历史功绩不容低估。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令人颇为无奈的“文化悖论”,在不少大片里,电影的叙事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性的逆转(或是对现代性的消解),并且是彻底拒绝并逃离了文学性的。从《英雄》到《满诚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不再相信文学,甚至断然拒绝文学,将中国历史架空并乌托邦化。尤其到《色戒》《投名状》、《赤壁》,这类大片竟在文化的品位上出现了公然解构历史的现象。导演吴宇森把三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曹操和周瑜争小乔的过程,走的是国外大片《特洛伊》的套路。

从《英雄》、《投名状》到《赤壁》式的大片,玩的就是造型奇观,所缺的独独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造型奇观的背后是将中国历史架空并乌托邦化,或将历史作了解构与颠覆;更是将电影的文学价值剥离化,仅剩下孤独的大片仅以造型奇观在跳“独脚之舞”,而如此状态其行也难致远。张骏祥先生批评当时一些青年导演一味在形式、技巧上玩花样是没有出息的,如今有些大片也出现了形式上大于内容的趋势,让人不得不为之担忧。

作为衡量具有中国特色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要遵循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坚守人文关怀与产业诉求的统一,坚守社会道义与创作自由的统一,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文化责任,努力创作与时代共脉搏的优秀作品,并使之在文学精神上、在现代审美的维度上,呈现出更富于文化自主创新的特色和力度。中国式商业大片的运作,固然首先需要遵守电影产业发展的诉求和规则,但是,在推进产业化的进程时,更要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及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而我们究竟是应该以和谐的文化“化”人,还是以扭曲的文化“娱”人(或称“愚人”),这无疑是值得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无极》之后,事实上我们业已进入“后大片时期”。而在“后大片时期”,文化与产业难以和谐共生的状况依然存在。先说两个现象,其一,最近,“2008夏衍杯电影剧本评选”的初步结果,评委会先从1028部参评作品中,大约以10比1之比例,产生出“推荐电影剧本111部”,其后,再从推荐剧本里选拔出“入围剧本35部”。最后,将评出5部“优秀电影剧本”,余下的30部将作为“创意电影剧本”。而据报道,此次评选有两个“不多”,一是专业编剧报送的作品不多;二是艺术上有巨大创新的重头作品不多。总的看来,剧本创作属于“小年”,景况不佳;其二,2008年电影票房上出现了两匹“黑马”,一个是《画皮》,另外一个是《十全九美》。但是,这两部影片的艺术素质和文化品位却颇多遗憾。

问题就出在文学剧本上,归根结底还是影片缺少文学性。现今,电影厂里的文学部都纷纷撤销了,是策划部、营销部在管剧本,其结果便是:《英雄》、《十面埋伏》这样的大片没有一个好的文学剧本基础。《投名状》的问题端在,从剧作就散失了我们民族的主流价值观,用兄弟情代替了对历史的批判。如它写主人公庞青云领授慈禧太后赐他的黄马褂,血腥屠杀太平天国赤手空拳的俘虏、攻破天京而邀功等等,把春秋大义、历史观全部都颠覆了。《赤壁》(上集),一上映就遭到一片质疑,其原因也是其拒绝了文学性,失去了扎实的根基。

文学的叙事,或者说“文学的价值观”,其核心之点,端在着力刻画出具有与当今社会的历史进程相和谐的“人”(或作为其“反面镜子”的角色)。就现实主义代表着一种美学精神来说,在艺术里是相通的,无论电影、文学、戏剧皆然。以文学的价值观而论,它既立足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同时,更不断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现代意蕴。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新确立“以剧作为本”的观念,融文学价值于电影镜像的叙事。

为了前进,人是需要反思的。谢飞从《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香魂女》到《本命年》,他一直站在一个实践和思考的前沿上,保持了一个在解放思想时仍然尊重文学性的一贯立场。今天我们谈论再一度解放思想的话题,更没有必要把电影性与文学性对立地、僵化地拿出来谈。前些日子,谢飞忆及往事,在谈论“八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思潮”时,曾坦率地说:“张骏祥老前辈的发言叫《增加电影的文学性》,直接针对我们提出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观点。他认为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电影语言不存在什么现代化和不现代化。当时我们很难接受,现在回头看,他是有道理的。今天‘第六代’以及许多更年轻导演的片子,最重要的缺欠,还是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主题思想的核心内容问题。”正因为如此,谢飞导演应曲江影视基地之约给电影高级编剧研习班讲课的时候,讲的是文学性而不是手法和技巧。

在今天,娱乐不断膨胀挤压剧作内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后大片时代,中国式大片更加成为中国电影标志的当下,为推进我们电影文化与产业的和谐共生,重新确立“以剧作为本”的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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