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首，各种文字材料多了起来。读现在的一些公众文章，时常感觉语言很生涩，也很费解。有的文章遣词造句极端个性化，作者用一种经过自行改装的语言，旁若无人地描述自己的思维，生僻得不得了。而要表达的意思，据内行人说有的也不一定很深奥，只是作者刻意追求某种效果而已。这和现在写文章的人文化水平越来越高
说话有两个相对应的功能，一个是说话的人要把自己想说的内容明白表达出去，另一个是要听话的人把话听个明白。极端个性的语言，是把两个功能中的一个―――让人听明白的功能丢掉了。也许写文章的人觉得，这样说最能明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实际效果却是，说者在自言自语，听者不知所云，只落得个自己明白，别人不明白，其效果实在是南辕北辙。
说话的最高境界，是不但让人听得明白，还要让人听得舒服。要做到这个程度，就得尽量让语言通俗易懂，这样才能够保证最多的人听得明白，同时也能够保证最多的人听得习惯。当然，不同的人交流时，对说话的要求有差别，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在个别交流时完全可以，有时也有必要。就是说，说话的风格，也要百花齐放，不能一刀切，但面对大众，以通俗朴实，人人听得好为最佳。就如同日常讲口语，见到同乡可以有乡音，在公众面前，一定要说普通话一样。
前几天见到一本书，内容是介绍建国初期各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1955年编辑的。书前有一篇序言，说明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这篇序言，话说得直白清楚，朴实亲切，就像农民坐在炕头上唠家常，听起来平和入耳，自然也就入脑。而序言结尾处作者的姓名，赫然写着“毛泽东”三字。这不禁让人产生感慨。
毛泽东同志所受教育，以国学为主，他在古典文化方面的学养，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和好友故旧的通信，以文言居主，那是和特定对象之间的交流。而这篇序言的文风，与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本色相去甚远，可见他是因对象不同，很注意文风的，下了很大功夫。不难理解，这本公开出版的书，是给大众看的，特别是给做农村工作的干部看的。而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各级干部工农出身居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做农村工作的干部，文化水平恐怕更低些。采取这样的说话方式，来和这些人说话，可见毛泽东同志是很在意自己要说得明白，也让别人听得明白。
在文风问题上，我们应该学学毛泽东，讲求说话的质量。因对象不同，说不同的话，最根本的，是尽量让最多的人听得明白，还要听得好。总而言之，有话要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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