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
当时，东汉社会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流离失所，宦官专权，政治日趋黑暗。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以陈蕃为代表的正直官僚，联合窦宪等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何休作为陈蕃的“门生故吏”，亦参与其事。但是，陈蕃等人的反抗，遭到了宦官们的疯狂反扑和残酷镇压，最终爆发了震惊古今的“党锢之祸”。陈蕃、窦宪、李膺等人被杀，东汉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一代文化精英遭致空前浩劫。何休也在劫难逃，被革职为民，废居于家。
在“废锢”居家期间，何休全身心投入治学与著述活动之中，经过整整17年“覃思不窥门”的潜心治学，撰就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为早期《公羊》学派的义法作出集大成式的总结。与此同时，何休还用余力从事其他著作的撰写，先后“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撰写《春秋汉议》、《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春秋公羊文谥例》等著作。他也由此与同时代的著名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并驾齐驱。人们称郑玄为“经神”，号何休为“学海”。
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朝廷部分开解党禁。何休因此而得以恢复自由之身，并很快为中央政权中的司徒所征辟，再次步入仕途。不久逝世于谏议大夫之任上，终年54岁。
何休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于他丰富和发展了《公羊》学的理论，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演进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出色地总结了早期《公羊》学的理论，他在《春秋公羊文谥例》中所概括的“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一系列“义例”，事实上已成为后世《公羊》学的理论核心，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何休的思想建树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并发扬以“尊王”与“统一”为宗旨的“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就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何休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弘扬，在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何休继承前代《公羊》学者在“大一统”问题上的立场，于《解诂》一书中进一步阐发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认为“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集中体现，即所谓“上系天端”，“故假以为王法”。强调指出，“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哲学的神圣性，这主要体现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一统权力。所谓“大一统”实际上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而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又是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在何休眼里，这一切乃是宇宙的法则、万物的根本。为此，他提倡“尊王”大义，主张维护中央权威，“重本尊统”，“一法度，尊天子”，反对大臣擅权、贵戚秉政，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
第二，阐发与弘扬“仁义”为先的民本主义原则。提倡“仁义”，坚持民本主义立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何休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东汉末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他认为，为政的中心任务就是推行仁政，实施德治，统治者应该本于“仁义”的立场，努力做到“爱民尊老”、“忧民之急”，以“合诸天道”。他坚持早期儒家“民贵君轻”、“国重君轻”的思想立场，指出“诸侯国体，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何休认为反抗暴君，乃是广大民众的天赋权力，是合理正义的行为，而统治者要想“不失众”，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清明政治，以民为本。具体的做法是：关心民众的疾苦，倾听下层的意见，不废“刍荛之言”；选拔和任用贤能，远离奸佞，“达贤者之心”，“不使壅塞”；限制兼并，轻徭薄赋，使民众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与再生产条件。
何休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提倡“仁义”是直接对着东汉后期不仁义之政而发的。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反衬出桓帝、灵帝等人的荒淫无道；所谓“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其矛头所指则是东汉末年贤与不肖相混淆，豪族擅权，贵戚秉政的乱象。正是这种敏锐的现实意识和战斗精神，决定了何休的“民本”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受到时人的尊重与后人的肯定，殆非偶然。
第三，积极倡导“夷狄进至于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张。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何休继承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有关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结合自己所处的东汉后期社会现实，提出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张，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族思想。
何休认为，“夷夏之辨”并非种族和地理之辨，而是道德之辨。夷狄与中国、诸夏的区别，实际上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夷狄如果能慕仁义，行礼乐便可以摆脱野蛮状态，逐渐融入文明社会，成为中国和诸夏的一分子。这样，他便从夷夏对立的现实大地上一举而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为未来的“大一统”社会描绘出一幅美好灿烂的图画：“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毫无疑义，何休这一思想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首先，它超越了狭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间绝对对立的界限，强调了夷夏关系的可变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绘了大一统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强调夷狄一旦告别野蛮，走近文明，就能和华夏民族平等和好相处。这样，便为后世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第四，全面深化以“张三世”为中心的进步历史哲学观念。以“张三世”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进化观，是《公羊》历史哲学体系中的主导倾向。作为公羊学大师，何休正是以“张三世”说为自己历史哲学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并赋于其新的内涵的。他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系统化的历史哲学理论，把242年的春秋历史划分成三个不同而又前后递进的发展层次，从而揭示历史不可能倒退，而是由低级阶段逐渐向高级阶段演进的，人类社会总的趋势是进化，即从衰乱走向升平，再从升平走向太平，历史变易，社会进化乃是普遍规律，不可逆转。由衰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历史进化理论的提出，是何休对《公羊》先师“三世说”的创造性发展。它在历史哲学问题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代表着儒家历史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体现着何休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和理性的启示，何休的“三世说”新义，曾深深地鼓舞了后世追求社会进步的儒生，尤其是启发了清代进步的《公羊》学者，使他们沿着这一思路，结合当时的实际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戊戌变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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