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又称“新五四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由进步文化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发起的、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试图突破“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只是由于日寇侵华战争及其他因素的制约，新启蒙运动不得不草草收
新启蒙运动的影响有限
新启蒙运动自发轫到沉寂，历时三年之久，但在知识界响应者寥寥，在社会其他各界也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启蒙倡导响应寥寥。关于新启蒙的倡导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张申府在主编《世界思潮》时，就重提“五四”精神，发出了新启蒙的呼吁。1936年秋,刘少奇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时,也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着眼，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有意识地着手新启蒙运动的酝酿。1936年9月10日，《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刊登了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正式把新启蒙运动提上日程。此后，陈伯达、张申府、何干之等中共文化人接连发文，回顾启蒙运动的历程，申述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并对如何发动这场新启蒙运动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然而，新启蒙运动的倡仪并未能在当时的知识界赢得广泛认同。思想界虽渴望新思潮的诞生，但对动荡不安的国内国际时局如雾里看花，疑虑重重，因而对新名词的出现大都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对“新启蒙”这个别出心裁的名词的含义及提出这一新名词的必要性等有的提出疑问，有的表示不敢苟同。如倾向中共的文化人柳?就说：“‘新启蒙运动’、‘爱国主义’……我们暂时都可以不管它，我们所要认明的只是它的特点，它与过去的有什么不同处。”（《柳?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17页）知识界的左派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思想状态也就可想而知。
第二，思想论争软弱无力。1937年5月，值“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承仕会同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等人，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并以之作为新启蒙运动的领导中枢。新启蒙学会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使新启蒙运动很快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但与此同时，新启蒙运动也引起了文化界右翼人士的恐慌和反对。杨立奎、陶希圣等人接连发文向新启蒙者发难，大骂“北平文化教育界败类黄松龄等组织启蒙学会，反对礼教，诋毁忠孝节义、五伦八德为陈腐毒素，盅惑青年，自行绝灭，狂悖荒谬，亘古天伦”（《华北日报》1937年5月25日）,并通电全国,“声讨”新启蒙学会的九位教授。面对右翼的进攻，新启蒙者不是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而只是联名刊登了一则启事，低调阐释成立新启蒙学会的主旨，不过是为了阐扬文化、检讨和推进新启蒙运动，“本一学术研究机关，自成立至现在，尚未发表片纸只字”（《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本来是阐释新启蒙运动主旨、扩大新启蒙运动声势的好机会，但新启蒙者却不幸地与之擦肩而过，诚为可惜。
第三，日寇的全面侵华打乱了新启蒙者的设想。新启蒙启动甫一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战争也随之而来。随着日寇的疯狂入侵，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新启蒙者纷纷离开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有的调往延安，有的前往重庆，有的流亡外地，新启蒙学会名存实亡，新启蒙运动也难以为继。他们大多无暇再为新启蒙运动摇旗呐喊，只有张申府等极少数人在新的形势下对新启蒙运动做了一些微弱的呼吁和总结。北平沦陷后，张申府流亡汉口、重庆等地，他虽然连篇累牍地撰文希望把新启蒙思潮尽快应用于抗战实践，但又苦于找不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张申府甚至不惜将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捏合在一块，宣称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互为表里”，“可以相辅相补的”，“二者可以说同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只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40页）。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尽管可以从维护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前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大局来解释，但毫无疑问，这种力图以妥协的方式来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的设想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收效甚微以至最后夭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导致新启蒙运动夭折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可谓生不逢时,而且准备不足,加上时代环境的剧变，最后走向夭折已是不可避免。但是，新启蒙运动作为特定历史的产物，我们仍有必要探寻其最终夭折的原因。
打破文化领域的狭隘局限，促使思想战线的广泛联合本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新启蒙者强调，该运动“是全国文化人的共同文化运动，而不是左翼的文化运动”，“文化领域内要特别提倡宽容，宽容，第三个还是宽容”（《柳?文集》，第722页）。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文化界的联合可以说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甚至是唯心哲学、封建思想，只要客观上不为帝国主义卖命，都是新启蒙运动联合的对象。毋庸置疑，如此广泛的文化联合适应了抗日救亡的客观要求，配合了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必须指出的是，它强调了文化界各种抗日力量的统一与联合，却忽视了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及左翼的领导权问题。新启蒙者认为，启蒙运动“不应提出什么思想的标准”，“我们要求思想解放，但不提出用什么来代替，这里要有绝对的自由”。“有了思想就不必有信仰，思想一成信仰，就污辱了思想的尊严”（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16页）。这样一来，通过启蒙确实把众人从“铁屋子”(鲁迅语)中唤醒了，但是唤醒之后何去何从，新启蒙者并不曾涉及。表面上，人们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由于缺失了方向，前路依然一片迷茫，更重要的是使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重要机会。也就是说，新启蒙运动缺乏一种主导思想的指引，这不能不说是新启蒙运动夭折的重要原因。
批判封建意识，遏制复古逆流，是思想解放的基本内容，也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可惜的是，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新启蒙者对封建传统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认为，“五四”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死灰复燃的封建思想已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继承“五四”精神，对封建传统进行系统批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能彻底批判什么，“我们只能随时随地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去应付国难”，“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食粮》创刊号1937年3月）。无可否认，这一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理性色彩，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新启蒙运动的理性又逐渐失去了本来意义，沦为对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直接妥协。这样，在“五四”时期备受批判的封建礼教又在新的形势下得以死灰复燃。没有解除封建愚昧的枷锁，广大民众在启蒙运动的大潮中也只能充当消极的看客，这就使新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很难发动群众，没有巩固的群众基础，也是新启蒙运动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启蒙理论也不例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血泪沧桑史。由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也就必然是反帝反封建，而不可能像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以个性的解放为主题。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引发，主要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则主要是由外敌入侵所激起，民族的解放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又往往直接决定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状况。从这一点上看，是救亡引发了启蒙，催化了启蒙。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启蒙运动的特征是启“救亡”之蒙。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启蒙运动的民族性也日渐显明。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中华民族必须为生存而战，文化启蒙让位给民族救亡，亦是必然的选择。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