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发展成就和坚实经济基础，在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在对外构建和谐世界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政策形势和舆论氛围下，青年专家高波所著《政府传播论》的面世可谓恰逢其时。该专著的核心论题就是：中国既要
《政府传播论》正是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信息体系的依存互动关系入手，对有效提升国家传播能力做出了富有创新的尝试。作者提出，政府传播不仅是传导主流价值、改善政府形象、化解公共危机、扩大公民参与、实现政治发展、保障社会监督的重要基础，也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作者融会了政治、行政、传播、广告、文化等多学科知识，注意采用模型建构等科学化方法立论建言，比较分析了古今中外的官方传播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冲击力的新观点。特别是作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多数人的公开民主制、精神交往、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等基础性理论，又分析了信息公开、组织传播、公共领域等方面的重要学术观点，进而提出了观照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传媒形态理论，得出了解释力很强的推论。如作者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其历史上的家国传媒形态与西方的宗教传媒形态相比，对构建当代和谐世界更具文化内聚力和文明贡献力，这一点甚至可以从近期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某种文化印证。此外，像“公共信息是社会治理的命脉和社会建设的引擎”、“政府传播是储蓄信息财富的社会保险工程”、“政府传播承担着政府对社会的‘和谐契约’义务”等观点，都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给我们带来诸多深层次思考和启迪。
该书还结合2008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震灾等最新案例指出，政府传播所建构的社会公共信息体系，是形成政府机构、市场主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基石，对于回应社会关切、优化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改善我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作者还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媒给予充分关注，用了很大篇幅从加强官民互动、引导网络舆情等方面提出了掌控网络制信息权的具体建议，抓住了当今世界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无“网”不胜的关键。对于政府传播的未来发展趋
势，作者认为随着政府传播价值观从权本位向民本位的调整，政府传播角色定位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变迁，党政机关信息公开和公职人员行为示范、新公民教育、建构主流节日文化、文化精品等将成为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增长点，政党外交、公共外交、青年交往、志愿者活动、文化输出等将是中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的有效方式。
《政府传播论》高波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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