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的出版,雷达先生郑重地推出了他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论集《当前文学症候分析》。该论著主要集中了他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考,所辑选的篇章也都曾引起过很大的社会反响,如《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曾获过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当今戏剧创作中的文学性及其他
从多篇文章看来,雷达认为,文学首先要汲取健康的理论资源和精神资源。这些年来,面对市场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毁坏,特别是“断裂写作”所引发的道德失范、想象力溃败和格调沦丧等问题,雷达进行了严峻而深刻的思索与批判。在不同场合,他不遗余力地呼吁并倡导对“健康的文化资源”的继承及其更新。比如,以儒佛道为主体的传统资源、以圣经思想和民主思想为主体的西方资源、特别是以左翼文艺和革命实践为主体的红色资源,对于当今文学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我们要辩证地析取而不是无端地否定或者遗弃。为此,他在为刘青汉的论著《跨文化鲁迅论略》(人民出版社)作序时,以鲁迅对“爱”的诠释为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种“汲取”的方法及其实践意义。他说,实际上,就全人类而言,爱的资源是极为丰厚的,除了老子、孔子、墨子等阐发和提供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爱的资源外,基督教文化中爱的资源同样可视为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虽然你未必作为宗教信仰它,但全人类所有人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在这样的文化资源中汲取一定的营养性元素,也应该在这样的资源中使自己的心灵向善,向积极、向光明、向安宁、向纯净的品质去训练、去教育。不过,他也反对并高度警惕“汲取”中的“拿来主义”,认为只有适合的才是科学的,“拉郎配”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内在伤害。
其次,文学要有益于当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胡总书记在文代会的“讲话”中倡导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基本的理论命题,这无疑也聚焦并深化了雷达对文学的价值取向的体认。事实上,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到《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再到《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雷达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着文学的“功用”问题。他既反对概念化也反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简单比附,既反对空谈超越性也反对文学过度胶着于琐碎与卑俗的生活流,既反对物化也反对文学的自溺或过分煽情。针对文学创作层出不穷的“乱象”,雷达深刻地思考“如何在多元话语中体现主导话语,在杂多语境中体现主潮力量”,他认为,“当今的文学”虽然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但回避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的迷宫成风,欲望化的描写颇为时尚,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鲜有对人的尊严、痛苦、彷徨、被伤害等等人性问题的强有力表现,鲜有崇高撼人的人格力量,鲜有宏大的气魄和笔力,等等。在《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我看“80后”的精神追求》等文章中,也都显示了雷达“逆流而上”的批判姿态,苦心而勤勉地构筑着当今文学精神价值大厦的努力。
再次,他提出要大力培育文学的精神能力。不可否认,由于反思精神、启蒙精神和悲剧精神的趋于弱化,已经严重危及到当今文学的地位、出路乃至生存问题,雷达剖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提升文学精神能力的必要性及其策略。从关怀人的问题入手,他看到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比较擅长揭示不利于人健康成长的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批判、否定能力;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小说、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也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智慧和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为此,他专门考证了作家与其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等等方面,竭力推进着文学之精神能力的培育。在他看来,这种精神能力是批判与重构的统一,是发现与重铸的契合,也是文学真正的魂魄所在。以此为据,雷达还自觉地把这些“法则”运用到具体的批评当中,如《〈城的灯〉中的圣洁与龌龊》一文就洞穿了爱恨情仇的故事骨架,直击作品的本质力量:在于对贫穷、专制、迷信、忠孝节义、城乡关系、兵营官场、政治权谋、都市文明等等多个方面实现了比较深广的历史文化反思;《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一文揭示《大漠祭》之所以能产生让人震撼的阅读效果,即在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也可称之“钙质”。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雷达密切地关注着精神能力的存在及其变化,并对之表现了精心的呵护与捍卫。
如果就对象而言,《当前文学症候分析》一书所涉及的议题无疑是自由的,譬如当今文学审美趋向、文学批评态势与更新之途、“新世纪文学”的内涵、个人化辨等等。然而,从批评的着力点来看,雷达更为注重对文学根基的追问,并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了深在的探究。尽管这种探究因为“书系”体例之原因未成体系,因为文学问题的空前复杂性而难以概全,因过分着眼于实践性还待更深入的理论拓展,但它所显现的责任感、担当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也值得当今文学创作及其批评深长思之和广泛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