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加在他那一辈作家里，始终不算风头最劲的，但我却很早就特别关注他。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我二哥刘心人，是学造纸的，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被分配到吉林中朝边境的开山屯造纸厂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热爱文学
后来知道，雷加是延安老干部，东北先解放，党派他去接收了丹东造纸厂。他担任厂长后，团结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把一个被敌伪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迅速修复、发展为一个生产能力很强的厂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及时提供了大量的纸张。抗美援朝期间，丹东常被美军飞机轰炸，丹东造纸厂的大量设备和人员就往开山屯转移。那时刘天达已经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处处长，但从丹东厂转往开山屯的职工里，有的跟二哥混熟了，知道我们父亲叫刘天演，我们家的男子脸都比较长（四川人叫做“雷公脸”），觉得二哥跟刘天达脸型相似，就开玩笑：“刘天达是不是你叔叔啊？”二哥开头也不在意，后来有人拿出在丹东的合影，指着照片上的刘天达让他细看，他才不禁莞尔。二哥后来跟我说起这些事，也就无形加深了我对这位原名刘天达的作家的特殊注意。
我的人际关系中，巧事真多。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陈晓岚，是留德归国的造纸界技术权威，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他分到的宿舍，在右安门，那宿舍里有一栋单元格局比较大的干部楼，父亲曾带我去看望陈伯伯，后来我自己也去拜访。那时就听陈伯伯偶然提起，他们楼里住着一位叫雷加的作家，其实这位同志如果不搞写作，早升副部长了，但他就是热爱写作，为了写作，宁愿放弃现成的仕途。我那些年里，并没有在轻工部的宿舍院里遇到过雷加，但我敢说自己恐怕是在同辈人里，极少数见到雷加著作就会好奇地阅读的一位。雷加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潜流》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林》，以及《从水斗到大川》等散文随笔。
1978年，我作为《十月》杂志的编辑，终于有机会找雷加约稿。进了他住的那栋楼，想到陈晓岚伯伯已经去世，他家也早搬往白家庄，心头旋出沧桑之感。敲开雷加家门，他家的人把我引到他面前，留下的印象是，他周围全是书柜，书柜上还摆放着一些显然是出访苏联或东欧带回来的小摆设，相当惹眼。雷加本人盘腿坐在一个大沙发上，那姿势让人觉得是一位东北老造纸工人呆在炕上。啊呀，果然一张“雷公脸”！他招呼我坐到他对面，离他很近的一张椅子上。我跟他说《十月》创刊了请他赐稿什么的，他微笑着说一定写稿。然后我告诉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并且说头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班主任》是我写的。听清《班主任》是我写的以后，雷加忽然伸出胳膊往我右肩上擂了一拳，大声说：“好小子！是你呀！”
1980年我有幸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雷加担任了一届北京作协的秘书长。跟他接触多了，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愿意将生命燃烧为文学作品的痴迷者。他一再跟我强调“要下生活”。他自己身体力行，一年里不知跑了多少地方。有的老作家也强调“下生活”，但多少有些只看重“行万里路”，而轻视“读万卷书”，雷加不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次我提到英国作家萨克雷不仅《名利场》写的好，另一部《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其实也很好看，他听了，就让我重复两遍，拿笔把那书名记下来，后来有一天告诉我，他找到了，正准备读。再后来我见到雷加出版了《世界文学佳作八十篇》，原来他不仅阅读量大，还潜心研究，从中汲取写作营养。
作为老革命，雷加的政治修养不消说是很高的。有一次，我发现他巧妙地摆脱了拉他参与的“政治表态秀”，心中很是佩服。他生于1915年，2009年3月10日逝世,享年95岁。我会永远记住，中国有过这样一位不爱仕途爱文学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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